苏曼殊以僧名风闻那个时代。以他的才情，他的胆识，时人少有能出其左右。但他却袈裟披肩风雨一生。他十六岁出家，多半是以一种无言的行为抗争其多舛的命运。他以半僧半俗的形象参加了革命党，而被世人称之为奇人，或许，奇就奇在他冷寂的面孔下蕴藏了多彩的人生。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苏曼殊由其父苏杰生带回了国，由河合仙氏抚养。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族人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总是看不惯，苏杰生的妻子陈氏更是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河合仙氏受不了白眼，只好返回了日本。这一年，苏杰生经营亏本，回到广东，从此家道渐渐中落。

　　苏曼殊十二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发现，只得出了庙门。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

　　苏曼殊是情僧。面对关河萧索的衰世惨象，苏曼殊痛不欲生。渡湘水时，他作赋吊屈原，对着滔滔江水长歌嚎陶。后来，他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苏曼殊因爱情不幸，也曾流连于青楼之中，但他却能洁身自好，与青楼女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他死后被葬于西泠桥，与江南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任几多游人唏嘘不已。

　　苏曼殊是诗僧，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令人叹绝的诗作。1909年，他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但此时的曼殊已了却尘缘，无以相投，便垂泪挥毫，写了一首诗：“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读来令人柔肠寸断。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在反清活动处于困境之时，他曾想以死警醒国人，因而作诗：“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虽然蹈海警世没能成真，但留下的诗篇却使人热血沸腾。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苏曼殊还是一个爱国的革命僧人。他在东京加入过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1903年，他在日本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抗俄义勇队”，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之作，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他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甚至还曾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后经人劝阻而终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如此一位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苏曼殊，竟然半僧半俗地孤独一生。1918年，他经过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