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秦国武王时樗里子任右丞相，甘茂任左丞相。本篇即是樗里子和甘茂的合传，并附甘茂之孙甘罗传。

　　樗里子和甘茂在对韩、赵、魏、楚等东方各国用兵方面颇有功绩，所以《太史公自序》说：“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樗里子、甘茂并显于秦而境遇大不相同。樗里子是惠王兄弟“以骨肉重”，故秦王信而不疑。他在惠王时受封，历任武王、昭王两代秦相，秦人称他为“智囊”。对此，明凌稚隆指出：“夫秦素猜忌而残忍之国也，非智囊何以周旋其间而结数主之心耶？此太史公意也。”（《史记评林》）所言当是。甘茂则是由楚入秦的“羁旅之臣”，尽管他是个“非常之士”，任为左丞相后，却得不到秦王的真正信任，因而他事事小心、提防，最后乃遭谗逃往齐国。传文中反映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同时还对当时秦国于其他诸侯国、秦国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作了详细记载。

　　这篇传记之所以久传不衰，主要是它生动地记写了一位少年政治家甘罗的事迹。甘罗年仅十二，却能洞察时局，利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了丞相吕不韦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使秦国不费一兵一卒便得到了赵国五个城池。甘罗少年有为，十二岁成为秦国上卿，主要不是靠他的天才，除了他平时注意培养自己的能力外，也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诚如赞论所说：“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司马迁在当时即注意到这个问题，可谓难能可贵。

　　人物众多且各具性格特征，是这篇传记在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文中除传主外涉及历史人物近二十个，其中富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即有十余人，国君、卿相、文臣、武将、策士、说客无所不有，如同一幅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画廊。由于作者善于选择、提炼在特定语言环境中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所以无论是较长的对话，还是三言两语，都能把人物的个性揭示出来。如甘茂攻打宜阳向武王的表白，既反映了他作为“羁旅之臣”的后顾之忧，又表现了他攻打宜阳胸有成竹的智谋和才干；甘罗对丞相吕不韦的反驳则表现出一位少年政治家年少气盛，敢想敢说敢做的鲜明性格。此外，如樗里子的预见性，武王的贪婪，胡衍的狡狯以及苏代的纵横捭阖等，都从他们富有个性的语言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