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五四”的文化变革产生的文化领袖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虽然对传统都有愤激之言,却都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在这些人的青年时代,对他们最有影响的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他们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观念是“五四”思潮的先声。当思想史进入“五四”阶段,严、康、章都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为保守的象征,而梁启超则奋力追赶时代风潮。
当时的风潮若惊雷迅雨,十年前的“另类”,今日便成为“老朽”,梁启超厕身其间,可谓两岸渺茫,被时人讽为“多变”。1929年,梁启超以57岁之龄逝于北京,当时的舆论界甚为冷淡,吴宓事后表示了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之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
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对吴宓那代人来说,并非是夸张之语。鲁迅说自己在少年时受过严复的感召,而胡适说严复的文章太古雅,还是梁启超的影响来得直接。梁启超本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贤,他当时创作的简明、激昂的文言文章,是一时代之文体,气势恢宏。据左舜生回忆,他少年时与一位同学读一篇两万四千余字的梁著长文,以至涕泪交加、抱头痛哭。“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胡适语)就这样,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说梁启超“多变”,一般是指政见。晚清时的维新运动,使年轻的梁启超声名鹊起,时康、梁并称,几与其师平分秋色。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政见与新起的“革命派”对立,陈天华的蹈海多少与他有点关系。但无可置疑,他是清王朝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者,是西方宪政学说的严肃研究者和讨伐积极传播者,辛亥革命后,他是政党政治的实践者,也是讨伐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次军事行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五四运动的发生也与梁启超有莫大的关系。几经政坛沉浮,梁启超最终还是退出政界,专心于学术领域了。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于历史用力最勤,发宏愿独著一部《中国文化史》,未竟而殁。这本是梁启超最适合的工作,他向来善于将专门的学问通俗化,将不易整理就绪的材料排比得有条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是这类的著作,后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奠基石,立意、见识极高。一般说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这其中也该有梁启超的一笔,只是梁善综合,好高瞻远瞩;王善分析比较,求片言定案;梁贵通,王贵专。到了学术界愈来愈重视专家之学时,梁启超又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以梁漱溟的说法,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不能绵历久远,是典型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式的人物。
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梁启超的特异处是感应迅速,并能发皇于外,乐于传达。顺便说一句,梁启超还是在中国最早提起马克思的人。他被人诟病的,则是急于致用,因此政学皆不能深入,可谓成也“心热”、败也“心热”。
梁启超自号“饮冰”,取的是庄子内热饮冰之意,只是数十年的“饮冰”,也未能凉了他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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