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八年抗日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而提起抗战,就不得不使人们想起"西安事变",想起张学良将军.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珍藏中,有他写给部下何柱国的两封信.阅后沉思,感怀良久.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西安事变"是他短暂政治生涯中最高尚的一刻.他用非常手段和自我牺牲精神促成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和解,为发动抗战作好了铺垫。1934年1月，张学良奉召回国，接受蒋介石任命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为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此时蒋介石对江西反人民的“围剿”正节节失利，湖北大别山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已逼近武汉，蒋介石正为此事发愁。张学良任“剿匪”副司令后，调东北军南下参加“剿共”。3月，成立武昌行营。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到武昌开会，商量东北军南调与训练问题。南调的部队有王以哲的67军和何柱国的57军及刘多荃的105师。57军调到鄂东之孝感、宋埠、黄安、麻城及皖西一带，军部设在宋埠，下辖111师、108师、109师、120师、112师、115师。这样，一支抗日部队被蒋介石驱使走上“围剿”红军的歧途。

何柱国追随张学良“剿共”，吃了不少苦头。1934年4月，红25军在豫南光山县沙窝地区袭击何柱国部第109师两个营，毙伤200余人，俘52人，缴获机枪10挺、步枪100余支，给东北军首次打击。7月，徐海东率红25军又打垮了57军115师两个团。东北军过去没有和红军打过仗，经过这次接触，使何柱国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回国后，眼界开阔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可避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也不可避免。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国抗日战争的准备上，对东北骑兵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东北军共有7个骑兵师，1935年6月，张学良将原有的7个骑兵师及蒋介石调来的中央骑兵组建成骑兵军，任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下辖骑兵第3师、第4师、第6师、第7师、第10师。同年9月，归入西北“剿总”序列。在任命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时，张学良对何语重心长地说：“你不干，中央一定另派人，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军，白送一个军给他(指蒋介石)。”可见，他们相知极深。从此，骑兵军成为张学良的主力部队。

1935年9月17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突破了腊子口天险，到达了哈达铺；部队稍事休息，继续向陇东高原挺进，直奔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

与此同时，徐海东等率领的红25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堵截与追击，于9月初，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26军等部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即将入陕，红25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时机。为了集中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国民政府于10月1日正式任命蒋为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张学良调东北军入陕，堵击经过长征即将入陕中央红军。何柱国的骑兵军亦奉调入陕。何不愿意替蒋打红军，分批调骑兵军入陕，拖延半年时间，才将骑兵军全部开抵咸阳。这时，红军已到达陕北。同年冬，红一方面军北上，在陇南俘获东北军骑兵军6师16团全部人马及武器，随即全部交还，这使何柱国深为感动。当时红军把争取东北军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多次对何柱国的骑兵第6师进行战场喊话，半夜里到该师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双方暗地里签了停战协定。

1936年1月，毛泽东、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名给东北军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情真意切地指出，只有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说出了东北军将士的心里话，在东北军广大士兵和高级将领中反响很大。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西征进入宁夏，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当时骑兵军的3个师分驻在固原、海原及同心城，红军插入其间，彭德怀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出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扰乱红军抗日先锋队接援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红军给予方便，决不进攻。何柱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消除疑虑，与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谈判，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让开了道路。同年10月，李守信、王瑛及德王在日军的唆使下，率伪蒙军大肆进攻绥远，傅作义率军进行抵抗。11月，百灵庙战役打响。何柱国坚决执行张学良的援绥决定，派骑7师开赴绥远，接受傅作义将军的指挥；又派骑6师归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指挥，出兵绥远。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前后，何柱国一直跟随着张学良，参加了“西安事变”，并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29日是蒋介石的生日，蒋以“避寿”为名，飞赴洛阳。何柱国陪同张学良去洛阳为蒋祝寿，乘此机会向蒋进言：“剿共”是不得人心的，劝其联共抗日。张学良问蒋介石：“中国前途归宿如何?”蒋答：“是社会主义，但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第二天，何陪张去洛阳军分校听蒋对该校学员训话，蒋在讲话中借题发挥，不指名地骂张学良：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张听后神情紧张，亲驾飞机，飞回西安。在飞机上，张对何说：“我现在干什么，我太太也无从知道。”

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只谈整编东北军之事，不谈剿共之事，并让何尽快将东北军改编方案及编制表完成交给他。“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等19名国民党高级将领署名的《对时局通电》，提出了着名的八大救国主张。何柱国是19位签名者之一。14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军事上组成了参谋团，何柱国任参谋团主任，任务是根据张、杨的指示研究处理一切军事问题。由于张学良、杨虎城等的努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多方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并进行了军事审判。

张学良被扣后，1937年1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联名通电全国，泣血陈辞，要求蒋氏恪守诺言，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不予理睬。1月13日，蒋提出甲、乙两个方案，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此时，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产生了主战和主和两派意见。1937年1月31日晚，67军军长王以哲召开了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做好工作，准备撤兵。主战的少壮派军官认为这是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背叛，决心除掉王以哲和何柱国两位军长。

2月2日晨，少壮派杀害了王以哲，何柱国闻讯躲到杨虎城总部才幸免于难。在调解东北军的分歧中，何柱国多次到三原面见周恩来，从此二人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就推翻了原来同意的条款，派陈诚、顾祝同率军进驻潼关。何柱国凭借与顾祝同的同学关系，奔走于南京、开封、西安之间，与之多方交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使东北军没有再受更大的损失。2月14日，何柱国代表东北军到南京会见蒋介石，又到溪口见了张学良，商定东北军东调。4月，蒋介石任命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辅佐顾祝同。同月，国民党行政院决定成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刘峙为主任，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等为委员，整编刚刚进入豫皖苏的东北军。6月，东北军整编完毕，何柱国任骑兵第2军军长，统率骑兵第3、4、6师。此时已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夜了。这就是张学良与何柱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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