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司马迁创行的史体之一。《索隐》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正义》说：“五经六籍，咸谓之书”。其实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之书，与五经六籍之书完全不同。后者是名词；前者是动词，为书写之书，是记录的意思。班氏《汉书》改称为志，志、誌，古代通用，也是记录的意思。本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都是记录，惟因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故以不同名目区别之：史以帝王为中心，名为本纪；人物为传纪，名列传；诸侯以世袭，名世家；大事系以年月，列成表格，名之为表；余无所属，便径以书名之。

　　书体的由来，多数人承认是司马迁独创，同时又以为，虽曰独创，必有所本。于是有人以为仿自《礼经》(如刘知几《史通·书志篇》)，有人以为原于《尔雅》(如郑樵《通志序》)，或以为昉自《吕览》、《淮南子》诸子书(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掌故例义》)等。今人程金造撰《史记管窥》另标新说，以为是由《尚书》扩充而成。理由之一是“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家只此二事。太史公撰史事绍发《春秋》，八书自当是仿于《尚书》了。之二是《尚书》与八书都名为书，内容又有相仿佛处，如《禹贡》之于《河渠书》，《尧典》之于《天官书》等。其实都是敷会。《尚书》是上古档案，非独纪言；八书之中，如《封禅》、《河渠》等篇亦非纪言，可见与纪言、纪事无关。至于说《尧典》与《天官书》形似，《禹贡》与《河渠书》形似，更是郢书燕说、鲁鱼亥豕之谈了。史以纪事，事关人物及其言论、行动者，司马迁分别以本纪、列传、表、世家贯穿之，此外不能及者，按类分篇，以书名之。若从按类分篇看，与诸子书颇相似，但内容绝不能侔；若从内容与《礼经》、《尚书》、《尔雅》有相似处看，其轻重，繁简、体例又绝不相同。

　　因而，只能说史之有书体，创自司马迁，仅此而已。与之形似者虽多，都不能说是八书的原形。

　　八书的内容清人赵翼说是“以纪朝章国典”，这是历代定论。仔细推敲，似不尽然。八书中的礼、乐、律、天官四篇主要内容都不是纪朝章国典。有人说，前三篇系后人所补，非太史公原著，不足凭据。亦有可疑，以《礼书》论，皆知是后人以《荀子》文补之，两相对照便知，《史记》多有增删改易处，大多虽仅一字二字，必中肯棨，若非太史公所为，世间更那有如此手笔？《历书》一篇，太史公是太初改历的主持人之一，所载又偏偏缺少太初历法(书中的《历术甲子篇》后人以为系褚先生所补)，实在令人不解。由此似可认为八书中的礼、乐、律、天官四篇是学术专论，系司马迁杂取时论而为之。其余四篇旨在指责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的政事，如《封禅书》专论武帝之淫祀；《河渠书》讥武帝屡信浅陋之言，工程劳而无功；《平准书》责武帝无故兴兵开边，财用不给，于是刻民侵商，致国困民贫。惟武帝太初改历为一代盛事，《历书》于太初历法又缺而不书。当时便以《史记》为谤书，大约主要由于这些缘故。自《汉书》改书体为志，专记朝章国典，虽是受《史记》启发，却不是司马迁创立书体的本意。

　　八书之一是《礼书》。专门探讨有关礼的若干理论。礼，就是维系世间万物等级、秩序的规定或制度。司马迁列为八书之首，反映了他对社会等级、秩序重要性的认识。本篇以“礼由人起”为界，分为二部分，以前为序录，简述礼的特征、功能和沿革。以下是详说，是删截《荀子》“礼论”、“议兵”二篇文字而成。又可分为七个层次：序论二，详说五。前二个自然段为第一层，论“沿人情而制礼”。“沿人情”的意思包括“顺人情”、“节人欲”二个方面。第三、四、五自然段为第二层，述礼制沿革。第六、七、八自然段载自“礼论”，是第三层，内容是第一层的深化，惟把“顺人情”概括为“养”人情，“节人欲”概括为“礼之辨”。进而指出后者是儒、墨两家理论的分界线，即认为墨家主张“一之于情性”，儒者则主张人欲按等级加以节制。第四层包括九、十两个自然段，是“议兵”篇中文字，内容是以实例证明礼的重要性。以下至篇末均出自“礼论”，其中第十一、十二、十三自然段为第五层，论礼的另一特征是“贵本亲用”。先述“礼有三本”：天地、先祖和君师。次以实例说明辨尊卑大小是“贵本”的具体表现。末述“贵本亲用”是礼的最高形式。第十四自然段为第六层，是以上内容的综述。余为第七层，是太史公评语(也是载取“礼论”中文字而成)，重申了礼的重要性，提出“礼为人道之极”、礼贵适中的观点。

　　对此篇出处有三说：一如《索隐》、《正义》，认为“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兼为之”；二如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十三所说，自“礼由人起”(第六自然段)以下为后人妄增，但未必便是褚少孙；三如清·郭嵩涛《史记札记》卷三所说：第一部分为“太史公草创之文”，不是定本；第二部分取荀子书以足之，“史公于此，有深意焉”。意思是“礼书”出自太史公，但非完书。今观《史记·龟策列传》，“正义”说：“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而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龟册列传》。《日者》、《龟册》言词最卑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其中说“元成间十篇己有录无书，不知所本。”至于是否褚先生所补，则大有斟酌余地。其中以有“褚先生曰”字样，可确认为褚先生补书者只有《三王世家》、《日者》、《龟册》三篇。此外《礼》、《乐》二书系取他书文字而成者，《律》书各段文字不相连属，这三篇仅略有补缀痕迹，实难断言是褚先生手笔。盖缘史无足征，则取他书以成之，是古人著书通例，不独《史记》为然。像《汉书》整篇抄录《史记》，医书《灵》、《素》多有同文，农书更是互相传抄。《史记》“礼书”皆知录自《荀子》“礼论”，但又与《大戴礼》“礼三本”篇雷同，可见《荀子》、《大戴礼》亦相抄录，实不足由此撼作者。另《太史公自序》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由前述段略大义，《礼书》虽录自《荀子》，通篇内容既不悖太史公初衷，且由略到详，层次分明，自成一严密整体，抄录时已经过匠心斧斫，故谓系太史公自补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