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大概人民不团结，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边。假如君主不讲求治国原则而倒行逆施，刑杀不坚持依理行事，重收赋税，枯竭民财，急征徭役，疲困民力，那么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情轻慢。人民已经到了侵夺、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罚，那就是刑罚越重，祸乱越起。人民陷入劳苦和穷困，就无视禁令和刑罪了，这就叫作过失在于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宽政，薄税而缓征徭役，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取巧行诈，以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过在下边，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乱之事就不会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乱不停息，则统治人民的君主，其势力将受到损害，而权威日见下降。　　　所以，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个“胜”字。所谓胜，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贯彻，就叫做“胜”。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这样，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　　　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的。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人们做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于是，颁布法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了。所以，赏不足以令人激励，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如果盗贼不能镇压，邪乱不能禁止，强者劫持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这是天下所最忧虑、百姓所最害怕的。忧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　　　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动乱。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正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人民是贪利而性行急躁的，如果刑罚太轻，罪过不得举发，这就是助长淫乱而有利于邪僻的行为。看起来有爱民之心，实际上正好是伤害人民。这两者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盗贼不能镇压，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恶人就大量出现。所以行事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前急务，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管理过急则人民困迫，困迫则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过缓则人民放纵，放纵则淫邪，淫邪则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使用了。所以，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适中”。不得适中，措施就很难推行。所以治民的“适中”政策，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深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于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确立这个“适中”政策的时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而是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的。　　　统治人民的方法，莫贵于“胜”。只有保持这种“胜”，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确立；君主制度确立了，然后下面才可以服从；下面服从，教化才能够开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动都服从，就不可能用礼义的各种规则来教化他们。这一点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认真体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