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后来，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传七十卷。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从《宋书》志避梁武帝父亲和梁武帝本人的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父、祖之传的先声。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特殊的反映。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提倡“孝行”、“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除《宋书》外，沈约还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

　　但是，沈约在南朝的刘宋、萧齐和萧梁都曾任重官，所以在为齐武帝撰《宋书》时，曾经因为武帝曾在宋朝皇帝任官职而避讳了很多从宋孝武帝到宋明帝时期的史实。民国史学家蔡东藩曾认为《宋书》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