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所以怀里抱着石头而投河自杀，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却能够这样做；然而君子并不推崇，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样，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女人有胡须，蛋有羽毛，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但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然而君子并不赏识，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名声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无人不知，和舜、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然而君子并不珍重，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所以说：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诗》云：“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容易结交，但难以勾搭；容易恐惧，但难以胁迫；害怕祸患，但不逃避为正义而牺牲；希望得利，但不做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与人结交很亲密，但不勾结；言谈雄辩，但不玩弄辞藻。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　　君子有才能也是美好的，没有才能也是美好的；小人有才能也是丑恶的，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光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为卑鄙；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宽宏大量，但不懈怠马虎；方正守节，但不尖刻伤人；能言善辩，但不去争吵；洞察一切，但不过于激切；卓尔不群，但不盛气凌人；坚定刚强，但不粗鲁凶暴；宽柔和顺，但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但待人宽容。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了。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不是出于谄媚阿谀；公正地议论、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错，并不是出于诋毁挑剔；说自己十分美好，可以和舜、禹相比拟，和天地相并列，并不是出于浮夸欺骗；随着时势或退缩或进取，柔顺得就像香蒲和芦苇一样，并不是出于懦弱胆怯；刚强坚毅，没有什么地方不挺直，并不是出于骄傲横暴。这些都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啊。《诗》云：“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这说的是君子能根据道义来屈伸进退随机应变的事。　　君子，是小人的反面。如果君子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如果聪明，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如果愚钝，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如果被起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如果不见用，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如果高兴了，就会平和地去治理；如果忧愁了，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如果显贵，就会文雅而明智；如果困窘，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小人就不是这样，如果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傲慢而粗暴；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邪恶而倾轧别人；如果聪明，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如果愚钝，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如果被起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如果不见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如果高兴了，就会轻浮而急躁；如果忧愁了，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如果显贵，就会骄横而不公正；如果困窘，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古书上说：“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子整治有秩序的国家，而不整治混乱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符合礼义叫做有秩序，违背礼义叫做混乱。所以君子整治符合礼义的国家，而不整治违背礼义的国家。这样的话，那么国家混乱了就不去整治吗？回答说：国家混乱而去整治它，并不是说在那混乱的基础上去整治它，而是要除去混乱，再给它加上有秩序。就像人的外表或思想肮脏了而去整治他一样，并不是说在那肮脏的基础上去整治他，而是要除去肮脏而换上美好的外表或思想。除去混乱并不等于整治混乱，除去肮脏并不等于整治肮脏。整治作为一个概念，就等于说，君子只搞有秩序的而不搞混乱的、只搞美好的而不搞肮脏的。　　君子整洁自己的身心，因而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聚拢来了；完善自己的学说，因而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就来响应了。所以马鸣叫就有马来应和它，牛鸣叫就有牛来应和它，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懂事，而是那客观情势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洗过澡的人总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刚洗过头的人总要弹一下自己的帽子，这是人之常情啊。有谁能让自己的洁白蒙受别人的玷污呢？　　君子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要守住仁德，只要奉行道义就行了。真心实意地坚持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能感化别人了；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理智了，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别人了。改造感化轮流起作用，这叫做天德。上天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高远，大地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深厚，四季不说话而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变换的时期：这些都是有了常规因而达到真诚的。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沉默不言，人们也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却亲近他；不用发怒，就很威严：这是顺从了天道因而能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的人。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这样的：如果不真诚，就不能慎独；不能慎独，道义就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道义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即使发自内心，表现在脸色上，发表在言论中，人们仍然不会顺从他；即使顺从他，也一定迟疑不决。天地要算大的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要算明智的了，不真诚就不能感化万民；父子之间要算亲密的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主要算尊贵的了，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真诚，是君子的操守，政治的根本。只要立足于真诚，同类就会聚拢来了；保持真诚，会获得同类；丢掉真诚，会失去同类。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那么感化他们就容易了；感化他们容易了，那么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了；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人们的真诚养成了，他们的才能就会完全发挥出来，永远地使人们趋向于真诚而不回返到他们邪恶的本性上，那么他们就完全被感化了。　　君子地位尊贵了，而内心仍很恭敬；心只有方寸之地，但心怀的理想却很远大；能听到、能看到的很近，而听见、看见的东西却很远。这是为什么呢？是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能这样。因为那千千万万个人的心情，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天地开辟时的情况，和今天是一样的；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君子审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之道，从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之从容不劳。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的界限，总揽天下的要领，用来治理海内的民众，就像役使一个人一样。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就像五寸长的曲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内室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这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使他这样的啊。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还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事情来了能应付，事件发生了能处理，像这样就可以称为通达事理的人了。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争执，不因为个人的利益去陷害对方，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公正无私的人了。本身的长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将它瞒过君主；本身的短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靠它骗取奖赏；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将真实的情况主动地暴露无遗，像这样就可以称为耿直爽快的人了。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老老实实，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也不敢干他个人特别爱好的事，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拘谨老实的人了。说话经常不老实，行为经常不忠贞，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没有不使他倾倒的，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了。　　公正会产生聪明，偏私会产生愚昧；端正谨慎会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会产生闭塞；真诚老实会产生神明，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这六种相生，君子要谨慎对待，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　　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的权衡标准是：看见那可以追求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厌的一面；看到那可以得利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两方面权衡一下，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决定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像这样就往往不会失误了。大凡人们的祸患，往往是片面性害了他们：看见那可以追求的东西，就不考虑考虑它可厌的一面；看到那可以得利的东西，就不去反顾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失足，干了就必然受辱，这是片面性害了他们而造成的祸患啊。　　别人所厌恶的，我也厌恶它。对那富贵的人一律傲视，对那贫贱的人一味屈就，这并不是仁人的感情，这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盜取名誉的做法，用心再险恶没有了。所以说：“欺世盜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田仲、史鰌还不如个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