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为器，就可导致“大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乃是盛德的表现。礼能够消除邪恶，增进本质之美，用到人身上则无所不正，用到做事上则无所不成。礼对于人来说，就好比竹箭的外表青皮，又好比松柏的内部实心。普天之下，只有竹箭和松柏有此大节，所以才一年四季从头到尾总是郁郁葱葱，枝叶永不凋落。君子有礼，也恰是如此，他不仅能与外部的人和谐相处，而且能与内部的人相亲相爱。所以人们无不归心于他的仁慈，连鬼神也乐于消受他的祭品。

　　先王制定的礼，既有内在的实质，又有外在的形式。忠信是礼的内在实质，得理合宜是礼的外在形式。没有内在的实质，礼就不能成立；没有外在的形式，礼就无法施行。礼应该是上合天时，下合地利，顺于鬼神，合于人心，顺于万物的一种东西。四时各有不同的生物，土地各有不同的出产，五官各有不同的功能，万物各有不同的用途。所以，不到节令的动植物，不是当地的土特产，君子是木拿来作为祭品的，即令拿来，鬼神也是拒绝享用的。住在山里，却以水里产的鱼鳖作为礼品；住在水边，却以山里产的鹿永作为礼品。这样的作法，君子认为是不懂礼。所以，一定要按照本国物产的多少，来确定其行礼用财的基本原则。礼品的多少，要看国土的大小；礼品的厚薄，要看年成的好坏。所以即令遇到灾荒之年，民众也不恐惧，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君上在制丰时是很有分寸的。

　　先王在制礼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要合乎时代环境，其次是合乎伦理，再其次是区别对象而不同对待，再其次是合乎人情，最后是要与身份相称。举例来说，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那是禅让的时代；而商汤放逐夏柴，周武王讨伐殷封王，那是革命的时代。这就是时代环境问题。《诗经》上说：“周文王兴建丰邑，并非急于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是追念祖先的功业，显示自己的孝心。”意思是说，迫于形势，不得不这样做。对天神地祗的祭祀，对列祖列宗的祭祀，其中体现有父父子子之道和君君臣臣之义。这就是个顺的问题。’社樱之祭，山川之祭，鬼神之祭，祭的对象不同，礼数也随之不同。这就是个体的问题。某家有了丧祭之事，理应有一笔相当的开销，而作为亲朋好友也应该对丧家有所蹲赠，这便是个宜的间题。大夫、士的祭祀，虽然只用一只羊羔或一头小猪作供品，但到末了，每个助祭的人都可得到一份祭肉；而天子、诸侯的祭祀，尽管是以牛、羊、泵三牲作为供品，但到末了，也还是每人一份祭肉，不会有什么剩余。这就叫做与身份相称。诸侯可以拥有龟，并以为珍宝；可以拥有圭，并以为祥瑞。而大夫之家就不得这样，不得把大门建成宫阀形式。这也是讲的合乎身份问题。

　　礼节有时是以多为贵。例如，天子的宗庙是七所，诸侯则是五所，大夫则是三所，士则是一所。又如，天子的饭食可以有二十六道菜，公爵则只有十六道，诸侯则只有十二道，上大夫八道，下大夫六道。又如，诸侯亲自出访，可以带七个随从，主国馈赠的奢汽多达七牢；而诸侯的卿出访，只可以带五个随从，主国馈赠的警汽只有五牢。又如，天子的坐垫是五层，而诸侯只是三层，大夫只是两层。又如，天子去世，七个月以后才下葬，葬时，茵和抗木各用五重，霎用八个；而诸侯则五个月以后即下葬，葬时，茵和抗木各用三重，婴用六个；大夫则三月而葬，茵和抗木各用两重，婴用四个。这都是以多为贵的例子。

　　礼在有的时候是以少为贵。例如，天子出巡，没有副手。天子祭天，仅用一头牛。天子驾临诸侯，诸侯也仅用一头牛犊款待。又如，诸侯互相朝聘，只用郁笆献宾，不设大盘小碗的菜肴；而大夫来聘，主国在招待时，不仅要有酒，而且要备菜肴。又如，天子进食，吃一口就说饱了，须劝惰才继续进食；而诸侯进食，吃两口说饱了；大夫和士进食，吃三口说饱了；至于体力劳动者进食就没有这般斯文，啥时候吃饱，啥时候算数。又如，天子祭天所用的大格，只用一圈繁缨作为马饰，而干一般事的次格，就用五圈繁缨作为马饰。又如，圭璋是最贵重的玉，可以单独作为礼品进献；而唬横是次于圭璋的玉，不可以单独作为礼品进献，而必须在以酒酬宾时附带进献。鬼神比人尊贵，但祭祀时却只使用一层席子。又如诸侯临朝，大夫人数少，国君就逐个地与之行礼作揖，而士的人数众多，国君就对他们集体作一个揖就算了事。这都是以少为贵的例子。

　　礼在有的时候是以大为贵。例如宫室的规模，器皿的尺寸，棺撑的厚薄，坟头的大小，这些都是大者为贵。但是，礼在某些时候又是以小为贵。例如宗庙之祭，尊者献尸用较小的爵，贱者献尸用较大的散；尸入之后，尸尊，举起奠解；主人卑，举起角杯而饮。诸侯中的子爵男爵在宴饮宾客时，击是最大的酒器却放在门外，壶是较大的酒器就放在门内，瓦俪最小，是国君和客人酬醉所用，就放在堂上。这都是以小为贵的例子。

　　礼在有的时候是以高为贵。例如，天子的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又如，只有天子、诸侯的大门是高大的宫网，大夫、士则绝对不可。这都是以高为贵的例子。礼在有的时候又是以低为贵。例如，天子祭天，祭礼并不在高坛上举行，而是在坛下扫地而祭。又如，天子、诸侯的酒杯不用托盘，大夫的酒杯则用托盘，士的酒杯要用高脚托盘。这是以低为贵的例子。

　　礼在有的时候是以文饰为贵。例如，天子穿的龙袍有九种图案，诸侯的祭服只能有七种、五种或三种图案，大夫只能有一种黑青相间的张形图案，至于士穿的衣服，没有任何图案，只是上身玄衣，下身浅绛色之裳而已。又如，天子头戴的冕，有用朱、绿二色编织的丝绳用来穿玉，垂旎十二条，而诸侯之冕仅垂旎九条，上大夫七条，下大夫五条，士三条。这是以文饰为贵的例子。礼在有的时候又是以朴素为贵。例如，祭天时天子所穿的大裘不叫露出来，在父亲的面前不须装模作样，天子所用的大圭不加任何雕琢，作为上等祭品的肉汁不加任何调料，祭天用的大格朴素无华，上面只铺一层蒲席，牛形的酒尊是用粗布覆盖，勺子也只用本色的木头来做。这是以朴素为贵的例子。

　　孔子说：“礼，不可以不加以审察。礼有种种不同，该减少的不能增加，该增加的也不能减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礼要注意相称。礼之所以有以多、大、高、?文为贵者，原因就在于它是存心向外界炫耀的。王者的道德发扬，普及万物，统领的事情又千头万绪，无所不包，像这样，能不以多、大、高、文为贵吗？所以君子就乐于向外界炫耀。礼之所以有以少、小、下、素为贵者，原因就在于它是存心表示内在之德的。内在之德所具有的密致精微程度，遍观天下所有之物，没有一件可以与之匹配的，这样的话，能不以少、小、下、素为贵吗？所以君子就格外注意内心的修养。古代的圣人，既注重内心的修养，也乐于对外的炫耀，有时候以少、小、下、素为贵，有时候又以多、大、高、文为贵。所以先王在制礼时，该少的不能让多，该多的不能让少，追求的目标就在于一个相称。由此看来，大夫以上的贵族用太牢作为祭品，与身份相称，这就叫合礼；士用太牢作为祭品，与身份不相称，这就叫盗窃。管仲身为大夫，却使用镂花镶玉的篡，系着朱红的帽带，住室斗拱上雕刻着山形图案，梁上的短柱刻着水草，君子认为这是过分，膺用了天子诸侯之礼。齐国的晏子也是大夫，他祭祀祖先时用的猪蹄膀太小，连一平碗也不到，穿戴着洗过的旧衣帽就去朝君，君子认为这是小气，不合乎大夫的身份。由此看来，君子行礼，不可不慎。因为礼是规范人们生活的纲纪，如果纲纪散乱，那么人们的生活也就乱套了。孔子说：‘作为一个知礼的人，打仗则必胜，祭祀则必定得到保佑。’就是因为他深刻领会了卒要相称的道理。”

　　君子说：“祭祀的本意在于思亲，不在于祈福；祭祀都有一定的时间，不能说提前举行就好；祭祀用的礼器玉帛都有一定的规’格，不能一味追求高大；举行冠礼、婚礼，察告祖先是应该的，但也不须为此而另行祭祀；祭祀所用的牺牲不可全都追求肥大，供品也不可全都追求数量。”孔子说：“减文仲怎么能说是懂礼的人呢？夏父弗纂颠倒了宗庙祭祀的顺序，他作为四朝元老也不加阻止。而且在灶神面前举行播柴之祭也是驴唇不对马嘴。须知灶神是一位发明了炊器的老妇，在祭灶神时，只要把供品放在盆里、酒放入瓶内就行了。”

　　所谓礼，就好比是人的身体。身体如有缺陷，君子就把他叫做残疾人。礼如果用得不当，就好比人体有残疾一样。礼有时以大、以多为贵，有时以小、以少为贵，有时以高、以文为贵，有时以素、以下为贵。以大、以多为贵者就不可随便减少，以小、以少为贵者就不可随便增加，以高、以文为贵者就不可随便遮掩，以素、”以下为贵者就不可随便装饰和加高。所以，虽然礼的纲要有三百条，礼的细则有三千款，但它们追求的都是一个诚字。这就像人要进屋，没有不是从门而入一样。君子对于礼的态度，有时候是通过贵少、贵小、贵下、贵素而表达其诚，有时候是通过贵多、贵大、贵高、贵文而表达其诚。君子在具体行礼的时候，有时是放任感情毫不掩饰，有时是情感服从理智，有时是不分贵贱，上下一样，有时是按顺序递减礼数，有时是取物于上而普施于下，有时是根据推理而提高规格，有时是效法天地而文饰至极，有时是效法天地而文饰有限，有时是卑贱者袭用高贵者之礼也不犯忌讳。

　　夏商周三代的礼都贯穿着一个诚字，民众共同遵循。从形式上看，有的尚黑，有的尚白，夏代开始创立，殷代有所因循。例如，在祭祀过程中，在夏代尸始终是立着的，在殷代则始终是坐着的，周代的尸也是始终坐着，而且凡助祭者都可以告诉尸如何保持威仪和劝尸饮食，并无固定的人选，这种礼数是从殷代学来的，其至诚之道是一样的。不过，周代有六尸依次互相劝酒的仪式，．这是殷代所没有的。所以曾子说：“周礼的六尸互相劝酒，就好像众人凑钱喝酒一样。”

　　古代的哲人讲过：用接近现代人情的东西作祭品，并非最高贵的祭品。例如祭祀至高无上的天是用牲血为祭品，合祭列祖列宗是用生肉，祭祀社樱是用半生不熟的肉，祭祀小的神鬼是用熟肉。熟肉是接近现代人情的祭品，但并不高贵’。最高贵的倒是牲血。所以君子对于礼，并非一时冲动来表达自己的敬意，而是有所效法于古人。所以两国国君相见，宾主都要各自安排七个随从传话，不然的话就显得太简单了；客人要三次向主人表示不敢当，主人要三次礼让客人先入，然后才登堂，不然的话就显得太急促了。所以，鲁国人将要祭上帝，就一定先告祭于宗庙；晋国人将要祭河，就一定先祭祀淖沱河；齐国人将要祭泰山，就一定要先祭配林。祭天祭祖，祭前的三个月就要精心饲养牺牲，祭前的十日，要先进行七天的初步斋戒，接着再进行三天严格的斋戒，然后才举行祭祀，真是谨慎到顶点了。所以，行礼时必有司仪指导，乐师必有扶持引路的人，这才显得十二分的温文尔雅和从容不迫。

　　礼的种种规定，有时候是表现了人的回归天性，有时候是表现了人的遵守传统，总而言之，就是不忘其根本。例如，凶丧之事，用不着谁来教导，人们悲从中来，自然会号眺大哭；朝廷宴飨群臣，钟鸣鼎食，参加者自然无不快乐。这是回归天性的例子。又如，现在的人们都把饮用甜酒作为美妙的享受，但在祭神时却以清水一杯为贵；今人使用的快刀非常适用，但在分割牲体时偏要用迟钝的莺刀；今人的坐垫，下面一层蒲席，上面再加一层竹席，坐着多么舒服，而祭天时却仅仅铺上一层庄稼秆就当席子。这是遵守传统、以原始为贵的例子。所以先王在制礼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到了人的回归本性和遵循传统这两个因素，所以后人才可以效法和便于学习。君子说：“如果内心没有体验，观察事物就不会明白。要想把事物观察明白而不借助于礼，就不可能达到目的。”所以，不按礼来办事，就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不按礼来说话，就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一所以有这么一句老话：礼是一切事物的准则。

　　所以从前的先王在制礼时，就依据事物固有的特性而赋以意义。所以举行祭祀一定顺着天时，啥时候祭啥神绝不错乱；举行朝日、夕月之祭，一定仿照日出于东和月升于西；祭天是至高无上之祭，那就必定凭借本来就高的圆丘；祭地是至卑无二之祭，那就必定凭借本来就低的方泽。所以就风调雨顺，君子都勤勉不倦的报答神功。所以古昔先王在将要举行祭祀时，崇尚有道德的人，尊重有道艺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选拔这些贤人放到助祭的位置上，斋戒之前还要聚众宣誓，以诫不恭。然后才在圆丘上祭天，在方泽中祭地，登上泰山播柴向天报告成功，在南郊选择吉地祭祀天帝。因为播柴向天报告成功，所以凤凰来仪，龟龙毕至；因为祭天帝于南郊，所以风调雨顺，冷热按时。这样，圣人只要在临朝时南面而立，不须操心，天下也就太平了。

　　天帝垂示至高无上的教导，圣人具备独一无二的道德。表现在宗庙之中，堂上，晕尊陈设在东阶，牺尊、象尊陈设在西阶；堂下，悬鼓设在两阶之间的西边，应鼓设在东边。国君站在昨阶上，而其夫人站在西房中。这好比太阳升于东方，月亮升于西方。这象征天与地的不同，所以夫妇的位置才会这样。国君从东阶走到西阶用牺尊、象尊醉酒，其夫人则从西房走到东阶用罄尊醉酒。堂上的礼仪象征着阴阳交互，堂下的鼓乐也此起彼应，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景象啊！

　　礼是追溯事物本始的产物，乐则是大功告成以后人心快乐的表达。因此，先王通过制礼以体验前事，通过作乐以陶冶情趣。由于礼乐有这等来历，所以观察一个国家的礼乐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国家的治乱。蓬伯玉说：“君子一类的人都很明达。”他们只要观察到了器物，就可以推知工匠的巧拙；只要观察到了人的外部表现，就可以推知它的愚智。所以说：君子对于用来与人交往的礼乐是无不谨慎的。

　　太庙之内的祭礼真是叫人肃敬动容。首先，国君亲自把牺牲牵入太庙，大夫协助拿着杀牲告神的玉帛紧跟其后。接着，国君又亲自制祭，夫人献上盎齐之酒。接着，国君又亲自馈熟，夫人再次献酒。在这个行礼过程中，卿大夫紧跟着国君，而命妇紧跟着夫人。说到他们的神情，那是毫不搀假的恭敬，那是专心致志的忠诚，又是那样地迫不及待地想让祖先享用供品。牵牲入庙时，先在庭中告祭于神；进献生血生肉时，又在室中告祭于神；进献熟肉时，又在堂上告祭于神。三次告祭都不在同一地方，这就意味着求神而又不知神所在的确切位置。先设正祭于堂，又设祭于庙门之外，就好像是在询问：“神是在那边呢？还是在这边呢？”一献之礼是不够讲究的，三献之礼就有点看头了，五献之礼就礼数更加详备，至于七献之礼，那真是神乎其神了。

　　大飨的祭品是那样的丰盛，贡品是那样的众多，恐怕只有天子才能有那样的排场吧！牛肉、羊肉、猪肉、鱼肉、干肉，包罗了普天之下的美味佳肴；篷豆中盛放的祭品，山珍海味，瓜果李枣，都是四季风调雨顺的产物。四方诸侯的贡金，表示他们的服从天子；诸侯给天子的见面礼，是束帛加璧，表示他们对天子美德的尊敬。诸侯贡品的排列，宝龟放在前列，因为龟能预知未来。其次是黄金，因为它能照见人情。其次是丹砂、油漆、蚕丝、棉絮、大竹、小竹这些日常用品，这表示普天之下的物产都是供给天子使用的。其余的贡品没有固定的品种，原则上是你这个诸侯国有什么土特产你就贡献什么，这表示再遥远的东西天子也能得到。大飨礼毕，来宾走出庙门时，奏起送宾的乐曲《陕夏》，以显示礼数的隆重。天子亲自在南郊祭天，这是无比的尊敬。宗庙之祭，视死如生，这是无比的仁爱。丧礼，孝子哭天号地，痛不欲生，一切发自内心，这是无比的真诚。为死者准备服装，明器，虽然明知无济于事，但也仍然尽力准备，这也表现了莫大的爱心。聘问所用的礼品，多寡都要合乎规格，这是无比的合理。所以，君子如果要观察什么叫仁义，只要观察一下礼这个根本性的东西就行了。

　　君子说：“甘味是五味的根本，在此基础上可以调和出百味。白色是五色的根本，在此基础上可以绘出五彩。这个道理明白了，你就知道忠信是礼的根本，只有忠信之人，才可以学礼。如果不是忠信之人，礼也不会跟着你瞎跑。由此看来，礼固然重要，而得到忠信之人更重要。”孔子说：“即令把《诗经》三百篇背得滚瓜烂熟，如果没有学过礼，就连简单的一献之礼也承担不了。懂得了一献之礼，如果不进一步学习，就未必能承担大飨之礼。懂得了大飨之礼，如果不再继续学习，就未必能承担大旅之礼。懂得了大旅之礼，未必就能担当祭天之礼。不要轻率地议论礼。”

　　子路当季桓子家的总管。过去季氏举行岁时的祭祖，总是天不亮就开始，忙活一天还没完，天色已黑，还得点起火把继续干。因为拖的时间太长，即令是身体强壮、敬心十足的人，也被搞得疲惫不堪。因此，许多执事的人都东倒西歪、左倚右靠地来应付差使，这实在是对祖先的大不恭敬。后来有一天，子路参与季氏祭祖，举行室内正祭时，室内室外的人在门口交接祭品；举行堂上侯尸时，堂上堂下的人在阶前交接撰具。天亮开始祭祀，到了傍晚就行礼完毕。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谁能说子路只是有勇而不懂得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