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14年秋天，贯云石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的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

　　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

　　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这首《芦花被》诗广为流传，贯云石用它换取芦花被的事也传为佳话。贯云石干脆又取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并写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宣布了自己和名利场的决绝，开始了十年浪迹江湖、专心创作的新生活。

　　春去秋来。贯云石“月明采石怀李白，日落长沙吊屈原”（钱惟善《酸斋学士挽诗》），登扬州明月楼填词，到淮南鲁港驿题诗，西下洞庭览胜境，东临普陀观日出……这种壮游万里的生活，使他创作出《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许多优秀诗篇。他在诗中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凭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抒发对家乡与亲人的爱恋，也表达了愿意摒弃荣华富贵、过恬静淡泊生活的愿望。这些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清新秀丽，使他成为元诗中“绮丽清新之派”的代表人物（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剌传》）。

　　贯云石历览名胜，著述满家，雅名愈盛。他每到一处，“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决心避世的贯云石进而隐姓埋名，易服晦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回药为生。他在凤凰山休暑，到包家山修禅；时而入天目山与中峰禅师论道，时而去城东阿里西瑛的寓所去吹奏铁笛，切磋乐律；他常与散曲家张可久一道游湖观潮，饮酒唱和，也不时地同平民百姓一起切磋技艺。他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创作散曲最旺盛的时期。贯云石自幼性格豪爽，不拘形迹，又多才多艺，工书画，通音律，精鉴赏，既善于学习前代各家之长，又“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还能注重从民间吸取营养，这就不仅使他的散曲创作形成了“如天马脱羁”（朱权《太和正音谱》）的独特风格，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色。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都的维族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又能摒弃民族的与传统的偏见，热心兼收并蓄北方“胡夷之曲”与南方“里巷歌谣”，使他的散曲往往带有北方民歌刚健质朴的气息与南方民歌清新秀丽的风采。

　　明人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

　　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

　　这个故事久久在杭州流传，说明了贯云石与民众的交往，也说明了民间对酸斋创作风格的了解。邓文原在《贯公文集序》中说：贯“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这是贯云石作为“浊世佳公子”（陈垣评语）的可贵之处，它决定了其后期作品仍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是丰富充实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钱塘定居期间，贯云石又与海盐杨梓交善，向他传授“南北合调”的歌唱方法。贯云石死后三十九年（1363），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

　　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杨梓）独得其传。……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有名于浙右云。

　　贯云石的乐府、散套和高彻云汉的歌唱，在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海盐腔”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发端作用。

　　公元1324年，正当壮年的贯云石病逝于杭州。他的好友张小山（可久）写了一首《为酸斋解嘲》的散曲来总结这位维族作家的一生：

　　君王曾赐琼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懒入编修院。红锦笺，白苎篇，黄柑传。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

　　他的另一位好友欧阳玄在为贯云石写的碑文中称赞他“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经济之才”，“其人品之高，岂可浅近量哉！”二百年后，王世贞在《曲藻》中将贯云石列为“擅一代之长”的元曲代表作家之首。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

　　云石之曲，不独在西域人中有声，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也。

　　是的，贯云石的作品，通过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我国各兄弟民族作家之间互相学习、亲密融洽的深厚友情，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本文引语，除另注出处的外，均见《元史·小云石海涯传》及欧阳玄《贯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