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吴　　公元263年，曹魏灭掉蜀国，这样，三国鼎立的局势瓦解，而成了魏、吴对战的局面。不久，魏国大将司马炎去魏称帝，改国号为晋。司马炎继续推行统一中国的战略，一方面，他下令在蜀地江岸大造战船、日夜训练水军，为日后同吴国决战作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他发现吴国军队还很强大，如果硬碰硬地去交战，只能造成两败俱伤。于是，晋国采取观望、等待的战略，待吴国的国力、军备有所削弱后，再去进攻，就很容易了。　　吴国虽然富足，但孙权统治集团的矛盾激化，内部纷争激烈。朝廷大臣各树派系，各拥储君。孙权只得废太子孙和，新立太子孙亮，致使两派的怨恨加深。孙权死后，孙亮即位，孙林派系发动政变，废除了孙亮，立孙林即位。孙林死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孙皓即位。孙皓上任后，大加报复，不惜采用“剥面皮、挖眼睛、灭三族”的残暴手段，把其过去的仇敌几乎灭绝。他又动用大量的人、财、物力，迁都于武昌。最后引起江南的民众起义，又被迫还都。吴国经过朝廷长期的内部斗争、国民的大举起义，其国力大大削弱，民心、军心十分低落。西晋见吞并、灭亡吴国的时机成熟，于是，大举进犯吴国，三个多月后，吴国灭亡，西晋统一了全国，中国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

挑拨篡权　　1912年2月，在武昌发生了群英会事变，黎元洪独揽大权的机会到了。　　在武汉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以刘公、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以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两大团体。他们之间的矛盾为黎元洪所利用。　　孙武是军政府的军务部长，他掌握着实权。蒋翊武是副部长，权力不大。孙武与黎元洪相互勾结，排挤文学社的革命党人。蒋翊武的文学社则拥戴黄兴。　　除了孙武、蒋翊武外，军政府内还有一武——张振武。他也担任着军政府军务部的副部长，孙武和张振武虽同为共进会会员，但二人意见相左，势同水火。　　孙武平时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共进会内的人对他也非常反感。黎元洪趁机挑拨孙武与其他革命党人的关系。凡有大家不满意的事，黎元洪都把责任推到孙武身上。　　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众人的不满情绪集中到孙武头上，挑起孙武与其对立派的斗争，待矛盾激化后，自己再以公正者的身份出现收拾残局，使矛盾双方都受到打击和削弱，自己乘机独揽大权。　　1912年2月27日晚10时，碧血团(伤兵团体)、将校团(由起义老兵组成)、教导团(四川返鄂之原四十一标)、义圆团、学生军等，以黄申芳为总司令，在武昌城内采取暴力行动，驱逐孙武及其亲信，四镇统制邓玉麟、近卫军统制高尚志也在驱逐之列。　　参与起事的人，均佩戴群英会徽章，手持白旗，上书“改良政治”、“驱除民贼”、“保商保民”字样，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等口号，上街游行，鸣枪示警。　　孙武与亲信等逃避汉口。　　事变发生后，由于“诸人协谋时各有忿心，本非一致，祸机即发，各赴其的，内务部和军务部同时被扰，各部人民纷纷逃匿”。事态闹大，参加事变的人员一时失去控制，“举动紊乱，秩序大乱，军政机关，破坏殆尽，乱兵盛行抢劫，借机报复。”　　在混乱中，第二镇统制、文学社骨干张廷辅于当夜为乱兵所杀。蔡济民被绑架，经黎元洪力保，方被释放。　　次日，黄申芳查抄了孙武在武昌的寓所。　　28日，孙武在汉口发表退职宣言，辞职后寓居汉口。　　孙武退职，他的亲信邓玉麟、高尚志等亦退职，武汉军政府内缺少了一个可以与黎元洪相抗衡的人物，黎元洪得以独揽大权。　　孙武退职之后，黎元洪立即将妨碍自己掌握大权的军务部改为军务司，原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也被去职，改任毫无权力的督府顾问。改组后的军务司，已推动军官任免权。同时，又改组了军法处，使军法处成了黎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工具。　　在改组军务处的同时，黎元洪又撤销了原总监察，改为纠察处。纠察处制度实行未及半月，又下令改为纠察院，大大缩小编制，规定纠察院总共仅留60名工作人员，其余近千人全部遣散。　　在军队中，第二镇统制张廷辅被杀，近卫军因统制高尚志去职而撤销。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去职。　　其他各部，内务部长杨时杰被撤职，教育部长苏成章和副部长查光佛被撤职，实业部副部长牟鸿勋被撤职。　　黎元洪乘机安插上他的心腹、爪牙。一时间，文人政客、旧官僚、旧军官等反革命分子纷纷进入军政府。　　黎元洪终于掌握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加紧投靠袁世凯，出卖革命，屠杀革命志士了。　　群英会事变，被当时武汉革命党人称为“二次革命”，最初拟定的革命对象是驱逐黎元洪，改组军政府，以后又收缩目标，专门打击孙武。由于对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仅仅把矛头指向孙武，而未挖掘根本的东西，事变的结果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而黎元洪则坐收渔人之利。　　1912年7月，黎元洪为进一步夺取革命权力，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随后，取消了军政府，设立了民政府，民政府设内务、外务、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七个司。其中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四个司的司长是由革命党人担任。但实行了仅一个月，上述四位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被完全排除出民政府，至此，黎元洪全面篡夺了湖北军政大权。

孙膑救韩缓　　公元前342年，魏国军队进犯韩国的国都。韩昭侯见魏军来势凶猛，难以抵挡，便派使者到齐国请求救兵。　　齐威王召集群臣商量此事。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孙膑在一旁不发一言，若有所思。齐威王问计于孙膑，孙膑说：“魏国自恃其武力强大，前年伐赵，今年伐韩，总有一天会侵犯齐国。如果我们现在不出兵救韩，就等于抛弃了韩国，喂肥了魏国，所以不救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魏国刚开始攻打韩国，军队士气正旺，韩国的实力还没有受到挫伤，此时我们出兵救韩，等于让韩国坐享其成，使齐国遭受兵难，因此说马上出兵救韩也不是良策。”齐威王又问：“如此说来，该怎么办呢?”孙膑回答说：“我们不如先答应韩国的要求，稳住韩国人的阵脚。韩国知道齐国发兵救援，一定会奋力抵抗魏军。我们则坐山观虎斗，等到两国军队打得精疲力竭之时，齐国再出兵攻打魏军。这样，既可以保住韩国，又不使齐国军队的实力受损，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齐威王闻言大喜，采纳了孙膑的建议，对韩国的使者说：“齐国救兵不日即到。”韩昭侯听说齐国出兵，就壮着胆子与魏军开战。待到韩国实在招架不住的时候，孙膑才率军前去救韩。

火烧赤壁　　公元208年，诸葛亮说服了东吴的孙权，与刘备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来犯的曹操。当时曹操的八十三万人马在长江以北扎下大营，东吴都督周瑜则率领吴军在长江以南驻扎下来。营军驻地对岸有一座高耸如长垣的石山突入江宾，上刻“赤壁”两个大字。以后曹操对周瑜的这场大战就被称为“赤壁之战”。　　周瑜用连环计，使不习惯水战的曹操上了当。曹操把所有的战船在长江上三、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阔板，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手下的步兵渡江如履平地了。但周瑜的意图却是借东南风，火烧曹操那些连在一起的战船。　　战事开始之前，周瑜请诸葛亮到军中议事、占风。接着诸葛亮回到刘备身边，并和刘备一起登上樊山观望长江中的火攻大战。他们怡然自得地坐在山上，观察远处孙权、周瑜同自己的死敌曹操大战的情况，并利用东吴赤壁大战的胜利，火中取栗，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