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搜撰完毕，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范晔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汉高祖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范晔首创《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第三，《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炼，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在《胡广传》中，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赞曰：“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除此之外，《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确实有刘知几所说的“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的长处。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像《卓茂传》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勋等五人的事迹，《来历传》则附录了与来历一起反对废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迹。

　　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后汉书》里，他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虚妄。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西域传》论中。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虽然佛教“好仁恶杀，蠲敝崇善”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尤其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更使通达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晔还在《襄楷传》和《桓帝纪》论中，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范晔反对天命论。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张衡引述大量史实，论证了图谶的欺伪，范晔对此记载甚详，表明了赞同的态度。有趣的是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可是，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后汉书》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后汉书》反映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窦武、何进传》中，他把窦、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的看法。《后汉书》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特别是在《方术传》中，他把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天下真有仙术。这都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宣扬了异端思想，如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大胆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说，残暴的君主看见大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总以为自己的统治非常巩固。于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把“饿狼”“饥虎”一样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结果“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这些文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说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还认为，某些君臣关系是臣虏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范晔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外，在《窦宪传》论中则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煨尘者，亦何支哉！”《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融进了作者的感情。遗憾的是，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范晔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对于《后汉书》的文章，他自己评价很高。确实，范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为史学名著，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晔过于重文，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如司马彪《续汉书》载：“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户数万，人足家给，一郡无事。”“下辩东三十余里许，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汪溺之患。”史料详实生动，但到了范晔的笔下只剩下“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和“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的几句了。

　　《后汉书》是范晔私人著述，又尚未彻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影响不大。章太炎认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曾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