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忠公（修）曾特别喜欢林逋的“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两句诗，他以为这两句用语新颖而且对仗亲和贴切。“钩辀”是形容鹧鸪的鸣叫声，李群玉有诗说：“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郭索”是形容螃蟹爬行的样子，扬雄的《太玄经》说：“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韩愈文集里的《罗池神碑铭》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一句，现在跟石刻核对，原来应该是“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经常使用这种格式，如《楚辞》里的“吉日兮辰良”，又如“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大概是想要交错行文，以求文章气势矫健。杜甫诗里有“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句子，也是语序倒置而语意完整。韩愈《雪诗》里的“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也是效法这种格式，不过略微有点牵强，不如前人那些语句来得浑然天成。

　　唐人以诗歌评价作者，所以作诗者虽是小诗，莫不反复锤炼以至极为工致才肯罢休，所谓“旬锻月炼”，诚然不是虚说。有关崔护《题城南诗》的小说记载，其诗最初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诗意未全，用语未工，改第三句为“人面只今何处在”。至今所传这两种文本，只有《本事诗》作“只今何处在”。唐人作诗追求精工，大率多如此例。所改虽有两个“今”字，作者也不顾忌，但取语意的完善为主。后人以其有两个“今”字，多只采用前篇。

　　唐代人写富贵诗，大多记述他们用于侍奉和赡养的器物及衣服的丰盛，那只不过是穷人看来感到惊奇的东西罢了。例如贯休的《富贵诗》里说：“刻成筝柱雁相挨。”这样的筝就连在乡间卖唱的艺人都有，哪里值得夸耀！另外韦楚老的《蚊诗》里说：“十幅红绡围夜玉。”用十幅红绡做成的帐子，还不到四五尺见方，不知道人怎么能伸直腿？这些都是所谓“从来没有接触过富贵人家的人”啊！

　　王圣美研究文字学，推演文字的义类而提出了“右文”说。古代的字书，都是从文字的左偏旁归类的。大凡一个字的构成，表示类别的部分在左边，表示意义的部分在右边。如表示树木这一类别的字，其左边都从“木”。所谓“右文”，如“戋”字，意义为小，所以水之小者写作“浅”，金之小者写作“钱”，歹之小者写作“残”，贝之小者写作“贱”。诸如此类，都以右边的“戋”为字的意义。

　　王圣美做县令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去拜见一位大官，碰到大官正在跟客人谈论《孟子》，一点也不顾及来访的王圣美。王圣美暗笑他们所谈论的内容。过了很长时间，那位大官突然回头对王圣美说：“曾经读过《孟子》吗？”王圣美回答说：“平生就喜欢《孟子》，只是一点儿都不懂它的意思。”作为主人的大官问道：“不懂什么意思呀？”王圣美说：“从开头起就不懂。”大官说：“怎么个从开头起就不懂呢？试着说说看。”王圣美说：“‘孟子见梁惠王’，（这第一句）就已经不懂了。”大官对他的说法感到很吃惊，说：“这一句有什么深奥难懂的呢？”王圣美说：“既然说孟子不见诸侯，为什么去见梁惠王呢？”那位大官大为诧异以至无言以对。

　　往年士人大都崇尚对偶的骈体文，穆修、张景等人始提倡散文，当时称之为“古文”。穆、张曾一同参加朝会，在东华门外等待天亮。正讨论古文章法，恰好看到有一匹奔马踏死了一条犬，二人于是相约各描述其事，以比较各自的工拙。穆修说：“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说：“有犬死奔马之下。”其时文体刚开始发生变化，二人之语都朴拙硬涩，而当时已认为精工，故流传至今。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为无人能对出下联。王荆公（安石）以“鸟鸣山更幽”为对。“鸟鸣山更幽”本为刘宋王籍的诗句，原诗是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为对的，上下句只是一个意思；荆公以“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为对，则上句是静中有动，下句是动中有静。荆公先前为集句诗，多的时候达上百首，都集合前人的诗句而成，语意和对偶，往往比原诗更为融洽与贴切。后人渐渐有仿效而作这种集句诗的。

　　毗陵郡某士人家有个女儿，姓李，年龄刚十六岁，颇能写诗，很有些佳句，吴人往往能得到。她有《拾得破钱诗》说：“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说：“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原）自不由人。”这类诗虽有情致，却不是女子适宜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