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二句赞扬壮士“欲威八荒”之志，雄杰壮阔。“慷慨”一词，据《说文》“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的解释，可以看出，诗人虽以壮士自许，但“威八荒”之志实并不能实现，所以前二句虽出语壮阔，但暗中已含壮志难酬的悲慨了。
“驱车”以下八句是具体描写壮士的“威八荒”之志。因为“八荒”是指八方荒远之地，所以“驱车”二句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驱车”句照应上文之“威八荒”，“受命”句启领下文之临难不顾，效命战场。使全诗章法严谨，结体浑然。
“良弓”二句是写壮士武器装备之精良。他手挟乌号之良弓，身着精光闪烁的明光之甲。此二句并非泛泛之笔，而是突出表现了壮士的英武风采和慷慨赴国难的神情。形象鲜明，描写生动。
如果说上二句主要是从客观上描写壮士的英武形象的话，“临难”二句则是从主观上歌颂壮士的慷慨激烈的情怀。壮士既然为赴国难而远行役，那么面临国家之难，也就决不会顾一已之生命，而宁愿身死魂飞，为国捐躯。这二句出语壮烈，令人读之动容，油然而起崇敬之感。
壮士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当然与孜孜以求保一己之躯的“全躯士”截然不同。诗人以“岂为全躯士”的反诘句纵起文势，又以“效命争战场”肯定句使文势一抑，二句中如此纵起抑收，跌起波澜，避免了平铺直叙之弊，以收跌荡起伏之效，加强了诗的气势和感染力。
读以上八句，读者不能不为壮士的英武的精神，壮烈的情怀所感动，而且使读者想起了屈原《国殇》和曹植《白马篇》。前者说：“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后者说：“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此诗“驱车远行役”八句正与此一脉相承。所以方东树说：此篇“原本《九歌·国殇》，词旨雄杰壮阔，……可合子建《白马篇》同诵。”（《昭昧詹言》卷三）
“忠为”以下四句是总收全诗，前二句点明壮士之志的礼教本质是忠义，后二句是点醒壮士之志的个人目的是标榜气节，流名后世，使全诗如百川归海，总归忠义气节的主题，不仅使全篇贯穿一气，而且辞义壮逸，慷慨多气，体现了阮诗风格具有建安风力的特点。
“建安七子”和“三曹”诗中本多描写诗人自己欲建功立业的雄心和壮志难酬的悲慨，表现为刚健有力、悲凉慷慨的诗歌风格，形成了激越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建安之后，诗人们既已丧失了建功立业的客观环境，又消磨了锐意进取的主观意志，故在正始诗人阮籍、嵇康的多数诗篇中多表现为忧生之嗟和对仙隐生活的向往。但是，阮籍的这首诗（还有其三十八《咏怀·炎光延万里》）却一反常态，正面描写了功名和气节，其内容和风格都直承建安。这是因为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且自视甚高。他登广武山遥望刘邦、项羽争天下的旧战场，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谓英锐之气逼人。所以，尽管环境已经决定他没有建立不朽功业的可能，这种内心的向往，仍然会时一流露。
这首诗以及《咏怀·炎光延万里》，或许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某种联系。清人方东树说：“《壮士何慷慨》，此即《炎光》篇而申之，……词旨雄杰壮阔，……皆有为言之。”他认为阮籍是有为而发的。又《晋书·阮籍传》记阮籍曾“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此二篇或即是《豪杰诗》，诗中之“雄杰士”、“壮士”亦或即是所谓“豪杰”。这些问题，都已难以得到确切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