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以来，玄风大炽，一般文士都喜欢在诗文中说理。然而，他们的作品大多“平典似道德论”，颇遭后人訾议。唯有陶渊明却因其诗理趣盎然，情味深隽，大得后人推崇。同样是以诗说理，何以后世褒贬如此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与东晋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理”各自不同，表达“理”的方式也各异。东晋士族文人言空蹈虚，侈谈玄理，以此为精神寄托，撷取老庄陈言为篇，理赘于辞，自然不免“淡乎寡味”之讥。而陶渊明在经历了几仕几隐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毅然归隐田园，他在躬耕实践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尽管他也接受了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然之理”是与俭朴而充实的田园生活紧密联系的，他所追求的“自然之理”，包蕴在淳朴笃实的田园生活中。情，旷而不虚；理，高而不玄——这正是上面所录《饮酒》诗第十四首“故人赏我趣”的一个显著特点。
先说诗中的情。陶渊明在宁静的乡居生活中，或与邻人“披草共来往”、“但道桑麻长”；或“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或“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这一回，他邀请友人松下坐饮，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开门见山点出“饮酒”的情由。这个“赏”字用得精当。诗人招饮，其情自然不俗；故人“赏”此趣，其情亦雅。这个“赏”字精炼地写出了宾主相得之情。而各自“挈壶”赴会，既见出乡间独有的古朴风情，又使人意会到来者都是一些淳厚质朴的人。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故人“挈壶相与至”，正是深知渊明的境况和性情啊！这两句虽不言情，而情意自出。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这四句写松下饮酒的情景。没有几案可凭，没有什么关系。铺荆于地，宾主围坐，格外亲切。没有丝竹相伴，这也无甚要紧。听那风吹松叶，则更有清趣。围坐的是“故人”，面对的是清景，此情此景令人陶醉。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数斟已复醉”。既醉之后，更是随意言笑，举觞相酬，欢然自得。如同诗人笔下所写的“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样，在这幅松下坐饮的画面中也洋溢着一股浓郁的情意。此情与世俗的利害无涉，故言其“旷”；此情又来自诗人淳朴的生活感受，故言其“不虚”。
再说诗中的理。陶渊明把宁静的乡村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把“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当作自然之理来信奉，在“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生活中领略着任真自然的乐趣。在他的心目中，乡间幽静的景物、淳厚的民情和古朴的乡俗，无一不含蕴着与虚伪奸诈相对立的哲理。就像他曾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景致中体会到“此中有真意”一样，他也在松下坐饮、言笑自适的情景中悟出自然之理。这六句诗虽不明言理，但理趣融于“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父老杂乱言”等意象之中，且流于笔墨之外。
在诗的后半部中，诗人以警隽之言将他的感受进一步哲理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觉”二字承接“数斟已复醉”而来。在醉意朦胧之中，自我意识消失了，外物更不萦于胸中，诗人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里虽然表达的是一种玄理，然而它与“饮酒”、“复醉”的主观感受相结合，所以并不显得突兀或生硬，反而使人在咀嚼哲理的同时，仿佛看到醉态可掬的诗人形象。“悠悠”者，指一般趋名逐利之徒。这两句诗，一句指他人，一句言自身，笔法简炼灵活。诗人说：那些人迷恋于虚荣名利，而我则知“酒中有深味”！这个结尾可谓意味深长。魏晋以来，名士崇尚自然，而且大多嗜酒如命。在他们看来，“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所谓“胜地”、“形神相亲”，便是他们所追求的与自然之道相冥合的境界。饮酒，则是达到这一境界的一种手段。酒之“深味”，便在于此。因此，陶渊明在这里实际上是说自己在诗酒相伴的生活中、在与“故人”共醉的乐事中悟得了自然之理，而此中的“深味”是奔趋于名利之场的人难以体会的。
从松下坐饮这一悠然自适的情景中引出物我两忘的境界，进而点出最高的玄理——酒中之“深味”，通篇理趣盎然，警策动人，余味隽永。此理超然物外，故言其“高”；此理又包蕴着真实的体验，质朴明快，故言其“不玄”。——情旷而不虚，理高而不玄，以情化理，理入于情，非大手笔不能如此。后世学步者虽多，终不能达到陶诗从容自然的至境。
这首诗以饮酒发端，以酒之“深味”收尾，中间贯穿着饮酒乐趣，叙事言情说理，都围绕着“饮酒”二字，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思健功圆，浑然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