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珪，河南济源人。有血性，有抱负。年轻时应试得中进士，任官白水尉。

　　又参加制科考试，成绩优异。逐步升迁到监察御史，审核揭发出来的事谨慎公正。武后征收天下僧人的钱，在白司马坂营建佛祠，要制作一尊大像，张廷珪上疏劝谏，说：“收集四海之财，用尽万民之力，用深山之木建塔，用精炼之金铸像。

　　为运输材料填塞山涧沟穴，辗压虫蚁，要以亿来计算。所用工匠多为贫困者，驱使他们服劳役，加以饥渴，疾病入侵。再说僧尼等人平日即化缘为生，现州县督促交税，迫如星火，往往因实在无法，只能卖身以充税，这就不是佛门所说的‘随喜’了。如今天下困窘，百姓穷愁，从当前形势看，应该先平定边境，充实府库，蓄养人力。”武后认为他说得好，在长生殿召见他，赏赐慰勉甚厚，建佛祠之事停止。

　　那时诏令将河南河北的牛羊，荆、益两州的奴婢都上市买卖。在登州、莱州设监，所售的钱币用以补充军费。张廷珪上书说：“如今河南发生牛瘟疫，十分之九以上均病死。诏令虽说予以和市，要高于抑夺。如一并出售，则价格难定准，若个别选择，则吏人求贿。这样犹如牛再次遭病，农人两次受伤害。且高原耕地被夺改为牧场，两州再没有按人口耕种之田地，再加牛羊践踏毁坏，全境人民靠什么为生？荆州、益州的奴婢多半是国家户口，遭恶豪掠买，一旦没入于官，永无归期。且南北气候不同，易地定会生病，此举实为有损无益。再说，国君依赖的在于人民，人民所得以为生的是粮食，粮食的产生在于耕种，耕种所依靠的是耕牛，牛没有了，田就种不好了，田种不好，粮食也就无从产生，没有了粮食，百姓就会死亡，百姓死亡了，还何以为君呢？羊不是军国的重要物资，若使它繁殖过多，并不能生利。”武后市牛羊、奴婢之计作罢。

　　张易之被诛了，众臣们都认为应该穷治党羽，张廷珪建议“：自古以来，凡是革命，必定要归顺人心，以法来治天下。

　　如今唐历不改，天地复归人主，应该以仁来化育天下。再说张易之显赫时，趋附他们，为之奔走的几乎是天下人之一半，全部诛杀，则过分暴虐，只罚一两个，又于法不公，不如一切不究既往。”中宗采纳此种建议。

　　神龙初年，诏令恢复在白司马坂营建佛祠，张廷珪奉诏令到达河北。走过那里，见百姓劳役十分辛苦，心中甚是不安。于是上书恳切谏争，还说：“中兴之初，下诏书，不急切办理，曾斥责少监杨务廉，以警戒朝内外。现在再兴土木，不遵行以前的诏令，挖田伐木，破坏自然生气。希望能停止此举，以舒缓百姓的穷乏。”皇帝不听。不久，任张廷珪为中书舍人，再升任礼部侍郎。

　　玄宗开元初年，大旱，关中闹饥荒。

　　皇帝诏令求直言时政的。张廷珪上疏，说“：古代有多难而使国家兴盛，忧国而启动帝王圣智的，都因为事情危迫激发人的大志，环境艰难促使人能深思，所以能转祸为福。景龙、先天年间，凶党作乱，陛下有超代的神武，扫荡污垢。日月所照之处，无不沾濡恩泽。明明上帝，即将降福。但目前，阴阳错乱，九谷欠丰，关辅之间更为严重。臣思天意，可能因为陛下正是壮年有为之时，顷刻之间即建大功，但轻视尧舜，不习其法，比较秦皇汉武，自认更强，所以天示谴责。希望能日慎一日，永保大和，这就是皇天对于陛下的切盼深望，陛下难道能不奉若明旨而谨慎从事吗？臣等切盼陛下能约束自己，认真研究前王的书，崇尚朴素之道，招揽贤士，放斥佞人，远避后宫，削减外厩，不再贪图踢球田猎之乐，停止百姓的戍役，敦促远境治好农田，赐恩给孤苦之人，减轻赋税徭役，抛弃那些珠宝机巧，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自然会四海波清，百姓乐业。有人说天的惩戒不值得害怕。实际上上帝发怒后将会使风雨不调，饥荒更为严峻。到那时，将无以援救下民了，有人说百姓穷乏不足以怜恤。

　　但若亿兆百姓都背井离乡，愁苦潦倒，那就再没有东西可以奉献了。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是君主祸福的根源，怎么可以不明察？何况陛下刚刚登帝位，华夏及四夷百姓都洗耳恭听，刮目而看，希望有所闻、有所见，怎能辜负他们的切望呢？”

　　张廷珪升任黄门侍郎，监察御史蒋挺犯了法，诏令在朝廷行杖刑。张廷珪上奏“：御史犯法，如该杀就杀，但不可廷杖而侮辱。”士大夫都佩服他懂礼。

　　王琚持符节巡视天兵各军。正准备回京，又诏令他去塞下。很多人都说将要去攻袭回纥。张廷珪陈述五条不可行的理由，还说：“中国步兵多骑兵少。每个士兵带一石粮食，背百斤重的盔甲，盛夏时长途跋涉，昼夜不得休息，与回纥相比，劳逸悬殊，其势自然不能相抵，此其一。出军袭击，不达到几万人是不能成行的。许多人废弃耕种，而军饷却大大增加，如今年岁欠收，不敷军费，此其二。

　　远征千里，谁会不知道，贼人还有侦察兵，我们到达前，他们就有了防备，此其三。夷狄之人居住在砂碛大漠，狩猎为生，其地只有石头，我们即使攻克了也无用，此其四。现天下均欠收，应该罢兵休养生息，此其五。”又建议恢复十道按察使，巡视州县。皇帝同意并采纳，于是诏令陆象先等人分别任十道按察使。那时，派使者带了缯锦到石国去买狗、马。

　　张廷珪又建言：“犬马等牲畜，不是当地产的不养。珍禽异兽在国内都不能繁殖。不宜劳动远方送来特异之物。希望能省下与国无益之事而救援已经形成的急难，能做到，就是天下之大幸。”

　　张廷珪后来犯了泄漏宫内言语的罪，出京任沔州刺史。频频在苏州、宋州、魏州之间迁徙。当初，景龙年，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人的封户大多在河南河北一带，他们劝朝廷下诏令两道中蚕茧产地，不论水旱，都要用蚕茧折算租赋。张廷珪说：“这河南、北两道近倚大河，土地肥沃，卿佐大臣，多数在此，应该谋取百姓的欢心，怎么可以不怜悯他们水旱灾之忧而要剥尽他们的力量呢？假若因为那些地方宜养桑蚕而加别税，那么陇右的羊、马，山南的椒漆，山地的铜锡铅锴，海洋的蜃蛤鱼盐，遭水旱灾时都能免税，为什么独独河南河北要处在君王法度之外呢？希望能按照贞观、永徽时的法例，准许他们遇灾时能折免税赋。”皇帝下诏同意。张廷珪在官时有威严，讲教化。入宫则任少府监，封范阳县男爵。在太子詹事任时退休。死后追赠为工部尚书，赐谥贞穆。

　　张廷珪身材魁梧，很有风度。擅长写八分书，与李邕友好。当李邕在仕途中遇到不利时，张廷珪多次上表荐举，人们赞扬他的耿直方介。

　　韩思复，字绍出，京兆长安人。祖父韩伦，贞观年中任左卫率，赐长山县男爵。韩思复很小时就死了父亲。长到十岁时，他母亲对他说了父亲死的情况，他听了伤心悲痛几乎昏厥。所以他的祖父非常喜爱他，曾经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光宗耀祖的。”那时家里很富有，但他对于金玉、车马、游玩从不过问。学习十分认真，参加秀才考试得了高名次。祖父死，韩思复承袭了祖父的封爵。到永淳年间，家中穷困了，年岁又不好。京兆的杜瑾送他一百段绫，那时，韩思复两天才能吃一餐饭，但杜瑾送来的绫却完好未开封。

　　韩思复曾任梁州仓曹参军。遇到天大旱，他就开仓赈民，州里责备他，他回答“：人穷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如赈粮给他们让他们活命，不让他们当盗贼。”州里不能折服他。后来调任汴州司户，为政宽仁，不行杖刑。因母亲死而离任，就砍柴卖了自给。那时姚崇任夏官侍郎，非常赏识他，除丧后提拔他为司礼博士。后来步步高升，直至礼部郎中。

　　建昌王武攸宁母亲死了，要求鼓吹送葬，韩思复据礼认为不可以而作罢。后来因是王同皎推荐的人而被牵连，贬为始州长史。再升为滁州刺史，州里有铜矿，矿工开采十分辛苦，韩思复将矿的开采卖给他乡，省了很多费用而获利却很多。

　　有黄芝五枚生在州署里，百姓认为是祥瑞，还为之而凿石刻。后来韩思复调任到襄州。

　　景龙年间，韩思复入京都任给事中。

　　皇帝要建景龙观，韩思复劝谏说：“祸乱刚刚结束，就大兴土木，不利于休养生息。”没被采纳。左散骑常侍严思善因谯王重福的事受牵连被捕下诏狱。有司检举严思善的罪名是“：任汝州刺史时与谯王交游；到了京师，不揭发谯王阴谋，只是奏说东都有兵气。隐瞒反叛，欺罔皇上，应判死刑。”韩思复说：“过去韦氏擅自干预国政打算危乱李氏社稷，善思到相王府，说陛下一定会即位。现在诏令善思返京，诏书一到他即刻就来，假如他有谋反之心，岂肯匆忙前来呢？请招集百官讨论。”议论很多与韩思复的意见同，严思善得免死，流放静州。韩思复升任中书舍人，多次指出政事中的得失，颇多被采用。

　　开元初年，韩思复任谏议大夫。山东发生蝗灾，宰相姚崇派使者分道督促捕杀。韩思复上奏：“黄河两岸的州县，蝗虫所到之处，禾苗全被吃尽，现在又将到洛州了。使者往来都不敢直言。且天灾流行，哪能捕埋得尽？切望陛下能悔过责己，停止一切不急之务，任用极端公正之人，就以这样诚恳实在的工作来回答上天的惩罚。那些驱蝗使应全部撤消。”玄宗认为对，把他的奏疏给姚崇，姚崇建议派韩思复去山东检查蝗虫为害的情况，他回来后，据实报告。姚崇又要求派监察御史刘沼去复查。刘沼揣摩宰相的意思，把以前呈报的全部改了上报，根据改了的报告，河南几州的租赋不能减免。姚崇因而不喜欢韩思复，让他出京任德州刺史。后来，入京为黄门侍郎。

　　皇帝北巡时，任行在巡问赈给大使。升为御史大夫。他为人恬淡，仁恕行事，不喜欢纠察别人的小过失，后改任太子宾客，晋封为伯爵。后来任礼部侍郎。又出任襄州刺史，治理有方，名闻天下。任期满后回京，仍任太子宾客。死时，年七十四岁，赐谥为“文”。天子亲自为他的碑题字“：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他的原属下卢亻巽和同乡孟浩然为他在岘山立石纪念。

　　当初，郑仁杰、李无为两个隐居在太白山，韩思复年轻时与他二人交游，那二人曾经说“：你的见识清正，相貌古朴，可惜当不到宰相。”他的儿子韩朝宗，天宝初年时任京兆尹。

　　李渤，字浚之，是后魏时横野将军、申国公李发的后裔。父李钧，任殿中侍御史，因不能养母而被世所废。李渤以家中的污点为耻，不肯任官，立志做学问，与二哥李涉一同隐居庐山。曾认为列御寇拒绝赠粟而他的妻子发怒，这是他的妻子缺少妇德；乐羊子在路上拾了块金子回家，他的妻子责备他，这是乐羊子人品有缺点。于是搜集古代有高尚德行而又隐居不仕的人，以楚接舆、老莱子、黔娄先生、于陵子、王儒仲、梁鸿六人画像赞誉其德行，且用来作为自己的榜样。后来，迁居少室山。

　　元和初年，户部侍郎李巽、谏议大夫韦况交替荐举他，诏令以右拾遗的名义招他。那时，河南少尹杜兼派官员拿了诏书及钱币上山敦促他赴京。李渤上书辞谢说“：以前屠羊说曾说过‘：居三公之位，享万钟之禄，当然比宰羊的显赫，但不该让君王胡乱将此尊贵赐给我。’他不过是个低贱的商人，还能因爱君而忘记自身。臣虽然很想窃据荣耀而满足私欲，但岂不愧对屠羊吗？”不肯受官。洛阳令韩愈写信给他：“有诏令河南迅速告诉您皇帝的旨意，朝廷人士都引颈东望，就像盼景星、凤鸟那样，先睹为快。如今天子仁圣，大小之事皆出于宰相，喜爱善言，只担心听不到。自皇帝即位以来，所决断而施行的事没一样办得不好的。皇上的勤俭、宽大，即使是深闺妇女、草野乡人也都熟知了。我不通古史，但想请问先生，现在不是太平之世么？再加上非人力所能达到的，如连年丰收，祥瑞迭出。内奸外贼，相继平伏，四海之内，各事所司。这样的时候，您不疾起与天下之士共享，还待何时？过去，孔子知其不可为还要努力不止，遍历诸侯之国。现在是可为之时，您却自藏于深山，坚持不肯出山。以您此举与仁义者相比就大不同了。我想象着您束装上路，惠然而来，畅舒您往日渊博学识，深邃思想，以补足盛德万一的不足。此举能有益于当世，而您将名垂未来。又听说朝廷一定要起用您。如果使者请不动您，河南尹必亲自前来。拾遗之位如不肯就任，定要加更高之官职。

　　这样就有损于廉、有害于义，您是一定不会肯造成这样的局面的。您不肯出山，这就使天子不能尽得良臣，君子仿效您而不能全得显职，百姓不能更多得惠。

　　您不出山，为害非浅，想您必能深思，务必请您能合于孔子之道。”

　　李渤觉得韩愈的话极对，于是出山，居于东都，每遇朝廷有所不到，就上疏陈述论议。

　　元和九年(814)，讨伐淮西，上疏说平定贼人的三种办法，一是感，二是守，三是战。感化不成，不失为守；守而不成，继之为战。又奉上《御戎新录》，皇帝以著作郎职位招他，李渤从此赴任。一年多后，升为右补阙，但因连上章疏违犯了皇帝旨意，调任丹王府咨议参军，分司东都。元和十三年(818)，又上疏：“至德以来，天下都盼望能平安有序，但至今不能达到的原因是人因循而不知变。上天将变通之大权及机会赋予陛下，陛下顺天意而行变革，则国运悠久。臣以为应该趁平定蔡乱之势，以德来羁服垣州、兖州，定能成功，陛下之恩及威就能遍达天下。过去舜、禹以匹夫起而终于驭四海，是如此之壮烈；今以五圣营建太平，竟如此之难。臣以为可能是宰相群臣好的治国方略还藏于心底，未能对陛下畅所欲言，故而使陛下翘首而望文、武、禹、汤式的贤人而不得。臣以为应该正肃六官，重申九畴(禹时治天下之大法)，修定王制、月令；崇尚孝悌，敦睦九族；拓广谏路，停止荐举，恢复考试；安抚四民(士农工商)，减削佛道；公布法令，练兵备战。希望能发动宰相公卿大夫都来议论，广泛招集海内名儒学者大开学馆，与群臣一同研究。务必有理论依据，参照古代，适应现时，反复磋商然后定作制度，以符合孔子继周公之教导。特此提出五事：一礼乐，二食货，三刑政，四议都，五辨雠。”

　　李渤虽在京都之外，但心想朝廷，共上疏表四十五件。提升为库部员外郎。

　　那时，皇甫..任宰相，要求减削各下属的费用，李渤正奉诏命去祭吊郗士美之丧，途经陕西，以所见上书：“渭南长源乡原有四百户，现只剩四十；阌乡原有三千户，现只剩一千。别的州大致也是如此。

　　推究荒敝的原因，开始于均摊逃离人的赋税。如果十户走了五户而把原赋额全摊在未走人的身上，就像将石头丢入井中，非堵塞泉眼不止。此种做法都出于聚敛之臣以剥夺下民而媚上的缘故。切盼皇上能下诏书一律禁止摊赋。这样，不用三年，人民定会归于农田。农耕，是立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指望太平。”

　　又说：“道路破败不修，驿马很多都死了。”宪宗看了奏书十分惊骇，马上调出飞龙马几百匹给京畿内的各驿站。李渤因他的直言时弊触犯了宰相，于是告病东归。

　　穆宗立，招李渤回任考功员外郎。

　　年底，考核京官。李渤不避权幸，从宰相而下均行升黜。他上疏说：“宰相萧亻免、段文昌、崔植等人是陛下即位之初用为辅佐，以解危治乱之重臣。陛下礼敬大臣，所以没有出现过分亲昵、自骄自贤之心，陛下将天下之事全部交付他们。但萧亻免等人不能推崇至公，陈述先王道德，又不振举旧法，恢复百司之本责。政之兴废在于赏罚得当，萧亻免等任相职以来，未曾奖励过一个人的德义，使天下之吏得到榜样的激励；也没有罢黜一个人的渎职，使尸位素餐者有所警戒。因而正邪善恶混然不辨。陛下日前赴骊山，宰相、翰林学士等都是陛下的股肱心腹，都应该知道。萧亻免等人不能在事前切谏，因而陷陛下于忽视劝谏之过错。由此，萧亻免、段文昌、崔植与翰林学士杜元颖等人均请考为中下。御史大夫李绛、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等人，对陛下赴骊山之事劝谏过，郑覃等人又劝谏陛下畋游之事，有恳请激励事君之礼，请考为上下。崔元略该考上下，以前考校于..不确，于..因受贿犯赃处死，请降为中中。大理卿许季同，是任用于..者，应考为中下；但不久前陷于刘辟之乱，他能弃家归朝，可补偿过错，应考为中中。少府监裴通，职责修举，该考中上；但他在请追封母亲时，不请封嫡母而请封生母，请考中下。”报告送上去后，不下发，李渤再请下发，冯宿主管考功，上奏“：考核官吏应取这一年中的事来评议，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可以考核后升降，三品以上是清望官，每年由内部考核，非有司所能议论的。李渤提出一些过去的事而加以褒贬，有违朝廷制度，请求仍缘旧例行事。”李渤的评议作罢。

　　那时，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上表请任李渤为节度副使，杜元颖检举说：“李渤故意表现能直言，以此沽名钓誉，生性狂躁，干预政事，上疏不断，而又外与方镇结交，欲求得他们的举荐。这样的人，不宜放在朝内。”于是调李渤出朝任虔州刺史。李渤到任后，奏还信州所移的税钱二百万，免税米二万斛，裁减多余役夫一千六百人。观察使将此事上报，不到一年，升任江州刺史。

　　度支使张平叔收敛天下的欠租，李渤上疏：“度支来收取贞元二年(786)流亡户的赋钱四百四十万。现臣所管辖之州共有田二千顷，现在已旱死一千九百顷。假若按照度支所要求的征收，臣担心天下人会指责陛下在大旱中要责收百姓三十年前的欠租。臣任刺史，对上不能奉命，对下不忍心百姓困死。臣罪责难逃，特请求放臣回归田里。”皇帝接纳下诏免收。李渤又治湖水，筑堤坝，使人行走不需涉水。

　　又入朝任职方郎中，后升为谏议大夫。那时敬宗皇帝早朝时常常晚到。一天入阁，皇帝好长时间不出来，群臣候立在紫宸门外，有老年体弱的站不住跌倒。

　　李渤出列见宰相说“：昨天上疏说了晚朝之事，今天却更晚了。这是谏官不能说服改变君主的意旨，不称职。李渤我请求出阁待罪。”正说着，那边皇帝唤仪仗出来了，李渤之请作罢。退朝后又上疏说“：今天入阁，陛下没有按时见群臣，群臣都分散而斜倚，散乱随意，是表现在外的；焦虑忧思，则是郁结在内的。忧虑倦怠积郁多了，必生灾祸，小则天旱出现妖孽，大则产生战争叛乱。《礼》中说：‘三谏而不被采纳，就应逃离。’陛下新即位，臣已达三谏，恐会危及社稷。”又说：“左右常侍之职为规劝讽谏，但却缄默不言，若设官而不要求他们尽责，不如免官。”

　　不久，李渤担任理匦使，建议“：大事上奏皇上，其次告知宰相，再次交给有司。若有司处理不当，允许他再纳匦投诉。如无理妄诉，则本罪外再加一等，以禁绝冒越妄诉者。”下诏同意。

　　当时，政出多门，大权落于亲近邪佞，全无纪律。李渤义正不顾患难，每日都有奏章议论政事。天子虽然年幼蒙瞳，也有所感悟，升他为给事中，赐给金紫服。

　　五坊卒府里斗殴，伤了县中百姓，..县令崔发很生气，命小吏拘捕。其中有一人是中人，就释放了。皇帝得知他拘捕了内官，大怒，将崔发抓来下御史狱。

　　正遇上大赦，改年号。崔发也是囚犯坐在鸡竿下，不久有几十个中人拿了棍杖乱打，崔发被打得头破血流，牙齿也打掉了，几乎送命。台吏哀求，这些中人才去。接着，所有的囚犯都释放了，独有崔发不得赦免。李渤上疏说“：县令拘捕中人，中人殴打御囚，其罪是一样的。但是县令的犯罪在赦令之前，而中人的犯罪则是在赦令既下达之后。若不以法来处理，臣担心四夷听说这种情况后，会萌生怠慢轻视之心。”李渤又在上朝时说“：前些时神策军在幔城夺取京兆府的进食牙盘，没有及时处置，以致宦人更加蛮横。”

　　皇帝向左右询问，都说没有夺食的事。

　　皇帝认为李渤与崔发是一党，于是让李渤出京任桂管观察使。另一天，宰相李逢吉等朝见皇帝说：“崔发拘捕了中人，确实是不敬之举。不过，崔发的母亲是以前宰相韦贯之的姐姐，年已八十，为崔发而忧虑成疾。陛下正提倡以孝治国，应略加恩原谅。”皇帝听了心中很难过，说“：刚才谏官只说崔发冤枉，并未说到他母亲的事。”于是当即派人送崔发回家，并抚慰他的母亲。韦夫人跪拜接诏，哭着当着使者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不过，还是罢了他的职。到文宗时，才用崔发为怀州长史。

　　桂州有漓水，从海阳山流出。传说是秦派史禄伐粤时凿为漕的，后来马援讨伐征侧，再加修理以通航的，后来被江水冲毁，就慢慢淤积水浅了，每次运粮，要用几十人才能将一艘船拉过浅滩。李渤疏浚旧河道，两岸筑堤，航运就方便了。过年后，因病回洛。大和年间，招入拜官太子宾客。死时，年五十九岁，追赠礼部尚书。

　　李渤坚守操节，自律很严，不苟合于当世，人们都说他矫情。多次因其言论而被斥责，但其耿直始终不减。守名节的人颇看重他。

　　裴潾，原是河东闻喜人。年轻时学习刻苦，善写隶书。因门第而入官。元和初年，逐步升迁至左补阙。那时两河用兵，宪宗任用宦人为馆驿使，检验稽查进出之人。有个叫曹进玉的，倚仗皇帝的恩宠十分倨傲。有使者过往，甚至加以打骂，宰相李吉甫奏明情况，罢了他的官，到伐蔡用兵，又派中人为使。裴潾上疏谏：“凡是驿站，均有专职官员。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观察使、刺使迭相监临，台中又有御史任馆驿使，专门察查错误或缺漏。倘若还有不负责的，则该明示科条，督促加责，谁还敢不警惕？倘若再派内宫之臣来主管，那就是内臣管外事，职分乱了。若事有不好的，应在初起时责戒；即令还有所妨碍，也必不会扩大。现正开太平至理之风气，那么澄清本原，扶正末梢，正是其时，应该堵塞侵官的原由，铲除错位的萌芽。”皇帝虽不能采纳，但仍嘉奖他的忠心，提升为起居舍人。

　　宪宗皇帝喜爱方士，柳泌为皇帝炼治丹剂，以求长寿。皇帝服用后，心中烦躁，口渴不解。裴潾上疏谏：“除天下之害者，常能受天下之利；能与天下人共乐者，常得能天下之福。

　　所以上自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都努力帮助生灵，天也都以长寿报答他们，他们的荣誉永垂不朽。陛下以孝安宗庙，以仁治百姓，铲除妖凶，开张太平盛世，且礼敬贤德之人，待以始终。这样的神功圣德，是前古所不能及的。陛下亲自执行，天地宗庙必会以亿万年之永久酬答陛下。如今方士韦山甫、柳泌等人以炼丹术自诩，并彼此吹嘘引见，谎称替陛下延年。臣以为真仙有道之士都隐姓埋名，隐居山林，无求于世，岂肯谒见贵人公卿，自夸其技，乞求引荐的呢？

　　现在所来的人，并非有道之人，实为求利而来。他们自称能飞炼为神，用以诱骗权贵贿赂，及其假伪败露，又无耻地逃走。这样的人怎可相信，他们的药岂可服用？

　　“臣听说人能口辨味、耳别声、目识色。味美的食物能促进人气血的运行，气血的运行能帮助心志的形成。用水火盐梅来烹饪鱼肉，厨子恰当地使用它们，加佐料使成美味，君子吃了，能使心公平正直。三牲五谷，是禀承五行而生的，变化而成五味。天地生长这些东西，是用来供人食用的，圣人按需要而食用，体魄就能健康强壮。至于药剂，是用来治病的，怎能经常服用呢？何况金石性质燥热酷烈，再加几年的烧炼，积炎成毒，不是轻易可以驭使的。以前秦汉的君王也有信方士的，有名的方士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等人，后来都被揭发是欺诈，终无成功者。这些事都在前代的书策中记载着，可以查验的。

　　“《礼》中说：‘君王服药，臣子应先尝；父亲服药，儿子应先尝。’臣和子是一样的道理。臣希望能将他们所炼好的丹药，给炼药人先服用，一年以后考查药的真伪，那就一切都清楚了。”

　　皇帝看了奏疏，生气了，把他贬为江陵县令。

　　穆宗立，柳泌等人被杀，招回裴潾，升任刑部郎中。前率府仓曹参军曲元衡，打死了百姓柏公成的母亲。有司认为柏公成的母亲无辜而死。此时曲元衡的父亲任军使职，就以曲元衡父亲的荫庇给了柏公成钱。柏公成收了钱就不告官了，曲元衡也就得以赦免。裴潾上议说“：杖捶打人是一种刑法，官员们可以在他部属之内施行，若不是他的部属，即使有罪，也必须交由有司处理，以表明不得擅自施刑。曲元衡不是官员，柏公成的母亲不是他的部属，不能因父荫而免罪。柏公成从仇家收受贿赂，以母死谋利，悖逆天性，也应判罪。”皇帝下诏：曲元衡杖责六十后流放，柏公成依法论死。

　　后来，太和四年(830)，裴潾由给事中出任汝州刺史，任期中，越法杖人致死。贬为左庶子，分司东都。太和七年(833)，升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太和八年(834)，又转任刑部侍郎，改任华州刺史。

　　太和九年(835)，再任刑部侍郎。开成元年(836)，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出为河南尹，不久，又回来还任兵部侍郎。开成三年(838)死，追赠户部尚书，赐谥“敬”。

　　裴潾以道自处，尽心事皇帝，嫉恨朋党，所以不被当权者、宠幸者所喜欢，曾收集历代好文章，续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共三十卷，名之为《大和通选》献给皇帝。

　　当时的文士若不是与裴潾有交往的，其文章均不中选。所以时论认为他很狭隘。后来宪宗终因服丹药而死，时人认为裴潾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