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儒学，本是承继古时的六经之学。以此来弘扬王化匡正风俗，这是王者治国的首要之举。自从秦氏焚书坑儒，儒道因之亡缺。到汉武帝时，开设学校，立五经博士，设置弟子生员，分设科目进行策问，并以官禄相鼓励，因此传习儒学者便越来越多了。此后的太学生徒，经常有上万人，各郡国的学校也处处满员，那些自学于山野的人，也都来加入其行列。所以自两汉荐举贤人，都是根据其经术如何。到魏正始年间以后，改为崇尚玄虚，无论公卿士庶，少有人能通经术。当时荀靑、挚虞等人，虽然也曾议及创尊儒之制，但没有人能够改换当时的风气。从此中原溃败，礼义沉沦。等到东晋偏安江左，自身难保，也就顾不上这些。这种状况一直到宋、齐，国家的学校虽然有时也开办，然而勉励督导不够，难以维持到十年以上，只不过作一时文饰而已。当时各地乡间无人开馆讲学，公卿也少有通经术的。朝廷大儒，只是自学而不肯培养徒众，后生晚辈孤陋寡闻，抱着经书而没地方听人讲授，大道郁闭不通实在太久了。到梁武帝开创基业，很为儒道败落忧伤。天监四年(505)，下诏开设五经学馆，建立国家的学校，总括《五经》进行讲授，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当时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蠩充任博士，各人主持一馆。每馆有数百生员，供给其生活用度，其中经考核通晓经术的，马上就任为官吏，于是学习儒家经典的人云集而来。又选拔学生派遣到会稽云门山，向庐江何胤受学业。分派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开设学校。七年(508)，又下诏令皇太子、宗室、王侯都到学校受业，武帝御驾亲临，祭祀先师先圣孔子，对师生们殷勤寄语，赠束帛以慰劳，一时人才满座，济济一堂，一派奉行大道的气象。及陈武帝创立新朝，正经历天下动乱，士大夫遭难，贼寇尚未平定，敦促勉励经学之事，也就顾不上了。天嘉年间以后，逐渐设置学官，虽然广招生徒，但成就很少。所搜罗来作点缀的，也都还是梁朝遗儒。如今一并汇集起来，以作为儒林传。

　　伏暅，字玄曜，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传授，能说玄理，与乐安人任日方、彭城人刘曼都很有名。在齐时曾任东阳郡丞、鄞县令。当时伏暅的父亲伏曼容已经辞官隐居，朝廷经常让伏暅在外任职，让他有能力赡养父母。

　　梁武帝登基后，伏暅兼五经博士，和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扌舍总管五礼之事。

　　伏暅又出任永阳内史，在郡时，为政十分清廉，百姓安宁，郡中人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一起到州中叙说了这个情况，湘州刺史便把伏暅为政的情形上奏了朝廷。皇帝下诏后发现有十五件事被吏人所怀念，皇帝很赞赏他。伏暅升迁为新安太守，在新安，他与在永阳时同样清廉。百姓中有交不上赋税的，伏暅就用太守的公田米来帮助他们。新安郡中盛产苎麻，但伏家人却没有麻可以制作绳子，他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新安郡所属的始新、遂安、海宁三县，同时为他立祠。

　　后征召伏暅为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当时任始兴内史的何远一直以清廉闻名，梁武帝提拔他为黄门侍郎，不久又升为信武将军，监吴郡事。伏暅认为自己的名声和资格都在何远之前，他的清白被府吏们称赞，但何远多次被破格提拔，伏暅只是逐级提升而已。他心中不满，常托病在家中。不久，他请假到东阳去为妹妹办丧事，便趁机留在了会稽，在那里盖了房子，并上表要求辞职，皇帝下诏任他为豫章内史，他才出来拜谢。书侍御史虞日爵上奏说：“听说豫章内史伏暅，去年请假，以为妹妹办丧事为理由，趁机停留在会稽不回。他去东阳时，卖了房屋宅院及车马，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他那时就不打算回来了。伏暅曾掌管两个地方，很少贪污，这本是为政的本分，怎么能以此称功？他常说自己的才能品望在何远之上，而何远以清廉被拔擢，名望地位越来越高，伏暅深怀怨恨，在他的言语和神态中都表露出来。皇上居高临下，明察秋毫，知道他的私心，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诏说：‘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伏暅为政清廉公平，应加以鼓励，不要使他产生怨望，以致有损士风，可任命为豫章内史。’哪有臣子得到这样的诏书而不吓得魂飞魄散而向有司去请罪的？而伏暅却冒得恩宠而不辞，这种苟得之物实在令人羞耻。所以现今士人四分五裂，路人议论纷纷，寻求和分析其心迹，没有一点可以宽恕的。请将伏暅以大不敬论罪。”皇帝有诏不加追究，伏暅因此得到豫章内史的职务。

　　伏暅又被征召为给事黄门侍郎，领国子博士，未赴任而去世。

　　当初，伏暅的父亲伏曼容和乐安的任遥都和齐太尉王俭很亲近，任遥的儿子任日方和伏暅也都被王俭所深知。不久，任日方的才情和所遇都比较好，到齐末已担任了司徒左长史，伏暅却仍独停滞于参军事这一职务，直到死时名位才大致相符。伏暅一向俭朴，使用的车马和服饰都很简陋。他表面上希望退隐和追求安宁，内心却不免有和人竞争的想法，因此受到当时人的讥讽。但他能够推荐后进者，常常自以为不足，年轻的读书人因此而喜欢依靠他。伏暅的儿子叫伏挺。

　　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年轻时精通《庄子》、《老子》，能够讲玄言，精于解读《丧服》、《孝经》、《论语》。年长之后，他遍学了郑注《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他性情淳朴忠厚，不因自己有特长而自以为高人一等。他幼年时父亲去世，因此有二十三年时间吃菜食。

　　在齐朝出仕时任广汉王国的右常侍，仍侍奉广汉王读书。当广汉王被杀时，国中没有人敢来看视，严植之独自奔来哭泣，亲手为他收殓殡葬，赤脚徒步把广汉王送到墓地，给他建了坟墓，葬毕才回。当时人都认为他有情义。后来任康乐县令。严植之任县令期间十分清廉，民众和官吏们都称赞他。

　　梁天监二年(503)，朝廷下诏征求精通儒学的学者以修五礼，有关方面上奏让严植之主管凶礼。四年，首次设置《五经》博士，各自开馆教授学生，让严植之兼任《五经》博士。严植之的学馆设在潮沟，学生常常数以百计。他在讲课时划分段落顺序，解释得条理分明。每当他登坛讲课时，五个学馆的学生都全部来到，听众多达一千多人。后又迁任中抚记室参军，还兼任博士。死于学馆中。严植之自从有病以后就不接受俸禄，妻子十分贫困。严植之去世时，治丧无所依靠，学生们给他买了墓地，才得以安葬。

　　严植之性情仁慈，喜欢积阴德，就是在暗处也不曾懈怠。年轻时曾经上山行走，遇见一位病人，问他叫什么名字都不能回答。严植之载着他一起回家来，替他请医求药，六天以后病人死去，严植之又给他准备棺木收殓殡葬，到底也不知是什么人。他又曾经沿着栅塘步行，遇见有个病人躺在塘边，他便问病人情况，病人说：“姓黄，家本在荆州，给人当雇工。病重，船主准备出发，将我丢在岸上。”严植之听后十分伤感，便载他回家治疗，过了一年病愈。病人请求终身给他充当奴仆以报答厚恩。严植之不肯答应，送给他钱和粮食让他回家。

　　严植之撰有《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皇侃，吴郡人，是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他从小好学，以贺蠩为老师，集中精力专攻学问，几乎精通各门学业，尤其明于《三礼》、《孝经》、《论语》。当他兼国子助教在学中讲课时，听的人经常多达几百人。撰有《礼记讲疏》五十卷。书写成后上奏朝廷，诏令交付秘阁收藏。不久，又召他进寿光殿讲说《礼记义》，梁武帝对他很好，加封他为员外散骑侍郎。

　　皇侃本性十分孝顺，每天规定自己要诵读二十遍《孝经》，以比之于《观世音经》。母亲去世后他回到故乡，平西邵陵王钦佩他的学识，用厚礼来迎候他。当皇侃到达后，由于发了心脏病而去世。所撰写的《论语义》、《礼记义》，被世人所敬重，在学者中广为流传。

　　评论：常言说：“上边喜好什么，下边必然有更厉害的行为。”因此邹君佩长缨、齐桓穿紫服尚且能改变一国时尚，何况有禄位在其中，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感召力的了。当天监年间，当时的君主正崇尚儒术，像崔灵恩、严植之、何佟之、伏曼容等人，前后都被提拔恩宠，当时四方的学者望风响应，可算是昔时的盛况了。自梁至陈，近几十年间，虽然时事艰难坎坷，而风流儒雅流传不废，难道不是风化对人的教育改造吗。古人说上边的德行好比风，下边的应和就像是草，说得好啊，不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