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祈祷消除变异的人认为，雨下久了就成涝灾，天晴久了就成旱灾。

　　旱灾是上天对君主骄横的谴告，涝灾是上天对君主迷恋酒色的谴告。有人诘难说：“一年之中，或十天下一次雨，或五天刮一次风。雨稍微下久一点，就是涝灾的预兆；天晴久一点，就是旱灾的苗头。发生涝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迷恋于酒色；发生旱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骄横。君主施政，前后一致，然而无论涝灾旱灾，都是因为碰上了当时的灾害之气。”《范蠡·计然》上说：“太岁运行到北方，庄稼被毁坏；运行到西方，五谷丰登；运行到东方，发生饥荒；运行到南方，发生旱灾。”这样说来，水旱灾害饥荒丰收是和太岁运转相关联的。太岁恰好运行到某一方位，灾害之气正好在世上出现，变复之家就针对这种情况编造出一套说法。君主采用他们的说法，找出自己的过错加以改正。晴久了自然会下雨，雨下久了自然会天晴，变复之家于是就把晴雨的变化说成是他们的功劳，君主认为正确，于是就相信了他们的占术。假如让君主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不寻求自己过错，上天仍然会下雨，雨后仍然会天晴。晴止雨止之时，君主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变复之家，仍然要自吹他们的占术。这样说来，阴阳之气的变化是以人决定的，而不是统属于天的了。人不能用道德行为感动天，天也不会随从人的道德行为来谴告人。

　　《春秋》记载鲁国举行雩祭，是天旱祈求下雨的祭祀。天旱了好长时间不下雨，祷告祭祀求天福佑，就像人生了疾病，祭祀神灵解除灾祸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变复之道。《诗经》上说：“月亮靠近毕宿，马上就有滂沱大雨。”《尚书》上说：“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就会多风多雨。”如此说来，风和雨是随着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而来的了。房星以四颗星为标志构成三条通道，日月的运行，出入于此三道之间。出于北道就有雨，出于南道就有旱。或者说出于北道就有旱，出于南道就有雨，按照月亮靠近箕宿或毕宿这种自然现象被天下人用来预测风雨，月亮运行经过房宿北道或南道这种自然现象，被天下人用作观测涝旱的事实，月亮经过房宿的南道或北道不光是为了鲁国啊。孔子外出，让子路携带雨具，一会儿，天果然下了大雨。子路问这又是什么缘故，孔子说：“因为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后来有一天，月亮又靠近毕宿。孔子外出，子路请求带雨具，孔子不听从，出去果然没有下雨。子路问这是什么缘故，孔子说：“那天，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所以下雨；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的南面，所以不下雨。”这样看来，鲁国下雨本来是因为月亮靠近了毕宿，哪里是由于政治的缘故呢？如果确实是由于政令的缘故，那么月亮靠近毕宿预示天要下雨，这是天下所共同的。鲁国下雨，天下也都应该下雨。战国时期，各国政冶不同，君主施政，赏罚不在一个时间，一定要把下雨说成是上天应和六国的政令，那么上天就要使月亮靠近毕宿六七次，然后才能满足这种情况。

　　鲁穆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大旱。穆公问县子：“天旱不下雨，我打算晒巫求雨，怎么样？”县子不赞成他的做法。穆公又说：“我打算迁移集市，怎么样？”县子回答说：“天子死，要在小巷里集市七天；诸侯死，要在小巷里集市五天。为了天旱而迁移集市，不也是可以的吗？”考察县子的这种说法，是为迁移集市而求雨。考察《诗经》、《尚书》上的记载，月亮靠近毕宿就会下雨。日月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能因为迁移集市的缘故，靠近毕宿的北面而使天下雨吗？月亮靠近毕宿天下人用来预测涝旱，迁移鲁国的集市，怎么能改变月亮运行的轨道呢？月亮在天空运行，三十日一个周天。一个月之中，有一次经过毕宿，靠近毕宿的南边就天晴。假使以迁移集市的行为去感动天，能使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那么在月亮已经靠近毕宿南面的时候迁移集市，能够让月亮再靠近毕宿的北面而求得下雨吗？像县子的这种说法，是不可采用的。

　　董仲舒向天求雨，是为了发挥《春秋》的大义，所以设立土坛进行祭祀。死去的父亲不享用庶子所供的祭品，上天也不享用各诸侯国的祭品。诸侯各国雩礼所祭祀的，不知道是什么神灵。如果说是祭祀天神，只有天子的祭品天神才肯享用。诸侯各国以及现在的地方长官的祭品，天神是不享用的。天神不享用他们的祭供，他们怎么能得到天神的恩惠呢？如果说是祭祀云雨之气的话，云雨之气用什么来享用祭品呢？云雨之气沿着石缝蒸发出来，紧密地接合在一起，不到一早上的时间，普天下都下了雨，这是泰山上的云雨之气。泰山的云雨之气形成的雨，能够遍及天下；小山形成的雨，只局限于一个地区。如此说来，大雩礼所祭祀的，岂不是祭泰山吗？假使真的如此，也还是得不到雨的。用什么来检验呢？水聚集在不同的河道里，高低相差在分寸之间，不挖开堤岸，水不会流出来，不开通河道，两条河的水就不会汇合在一起。如果让君主在河水旁边祷告祭祀，能使相差分寸的水流汇合吗？呈现在眼前的河水，高低相差不多，君主祈求它，终究不能流出。何况雨在降落之前无形无踪，深藏在高山上，君主举行雩祭，怎么能够求得它呢？

　　雨水在天地之间，好比眼泪在人体中一样。有人把酒食送到一个仁慈的人面前并提出请求，请求他哭出泪来，那位仁慈的人终究不会为他的请求而流泪的。眼泪不可以因请求而流出，雨怎么又可以因请求而得到呢？雍门子悲痛地哭泣，孟尝君被感动得也哭了起来。苏秦、张仪在深谷中悲哀地诉说，鬼谷先生眼泪流下沾湿了衣襟。有人如果能发出雍门子那样的哭声，说出苏秦、张仪那样的话来，也许因此就能感动上天了吧？再说天的耳目又高又远，声音气息与人不相通。杞梁的妻子已经又悲哀地痛哭，天不下雨城墙反而倒塌，如果是这样，究竟应当用什么才能招来下雨呢？鼓吹雩祭的人，以什么办法来感动上天呢？考察月亮出入于房宿北道，靠近毕宿的北面，很少有不下雨的。因此说来，北道是毕宿所在的位置。北道毕宿肯因为雩祭的缘故而下雨吗？孔子外出，让子路带雨具的时候。鲁国未必举行雩祭。没有举行雩祭，雨自己仍然下得很大；没有祈求，天自己仍然很晴朗。如果是这样，天的晴雨，自有一定的时候。一年之中，晴天雨天交替出现。当天下雨的时候，是谁求它下的呢？当天晴朗的时候，是谁禁止它不下雨的呢？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举行雩祭来安抚人民施以恩惠，必定不是贤良的君主。天是极为贤良的了，这时不应当下雨，人为地请求它下雨，因此就随便下起雨来，好比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是同样的。鼓吹变复之道的人，不用类推的办法去验证它，凭空吹嘘法术，迷惑君主。或者这时不应当下雨，而贤良的君主祈求也不会下雨；或恰好上天正要下雨，凶恶的君主祈求它，正好碰上这个时候，这就使得贤良的君主受到枉然的责备，而凶恶的君主则获得虚假的名声。

　　世人都声称圣人纯正而贤者不纯正。纯正则行为品德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则政治就不会失误。然而世间上的圣明君主，没有一个比得上唐尧和成汤的。唐尧执政时国家遭受洪水，成汤执政时国家遭受大旱。如果说是由于政治所带来的，那么唐尧、成汤都是凶恶的君主了；如果不是政治带来的，那就是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运行的阴阳之气出现有一定的时机，怎么可以由于祭祀祷告而出现呢？世上论说此事的人，仍然说唐尧、成汤时的洪水和大旱。洪水和大旱出现，是时节问题。那些小的旱涝灾害，都是政治造成的，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旱涝灾害的呢？确实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导致了灾害，不去修正政治上造成的失误，而只是举行祭祀祷告，怎么能消除灾害而恢复常态呢？世人确实认为唐尧、成汤时的洪水和大旱，是由于上天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并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导致的。天上运行的阴阳之气时机适当就自己形成，即使举行雩礼祭祀祷告，终究毫无补益。世人又说成汤遭大旱时，他曾经找出自己的六种过错在桑林祈祷，当时立即就获得了雨。如果说旱涝是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的，那么祈祷于桑林的说法就得排除；肯定祈祷于桑林的说法，那么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旱涝的看法就得取消。世上论说这件事的人，究竟应当遵循哪一种说法呢？而救水旱灾害的办法，到底应当采用哪一种呢？

　　灾变大致有两种，有由于政治导致的灾害，有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政治导致的灾害，应该进行祈祷。祈祷即使不能得到天的保佑，然而表示了君主对百姓的一种仁慈怜悯的恩典，不由得不那样做的意思。慈父对于儿子，孝子对于双亲，知道有病必然祭祀神灵保佑，知道疾痛必然配药医治。即使知道是根本无法可治的病，治疗也没有什么好处，然而终究不肯让病人安坐家中等待死亡，还是要占卜求问是什么鬼神在作怪，请来医生配药，忧伤悲痛情意恳切，希望医治能有效果。亲人已经死亡气绝，无可奈何，还要爬上屋脊，摇动衣服招魂，悲哀悔恨思念不已，希望死者复活过来。雩祭者的用心，如同慈父孝子的用意一样。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老百姓不知道，必然怪罪于君主，执政的君主为了安抚民心，所以也心须举行雩祭。

　　问：“政治失误引起的灾祸和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用什么来区别它们呢？”答：君主德行纯厚政治得当，灾害仍然出现，就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君主德行衰微政治失误，灾害应和这种状况出现，就是政治引起的灾害。如果是政治引起的灾害，那就在外举行雩祭而在内修改政治，用这种办法来挽回它造成的亏损；如果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那就在内坚持原有的政治，在外举行雩礼，用这种办法来安抚民心。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历代不时出现，应当坚持本身一贯的做法，不应该改变政治。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周公为周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有时灾祸会干扰政事，即使在一句话一个字上，我都没有错误，只是用有才德的人，治理好我承天命所得的百姓。”周公在用人理政方面，可算是很得体的了。知道异常的灾祸，不对百姓进行救济就不会消除。因此告诫周成王从一句话一个字开始，政事上没有过失，就不要轻易改变。然而异常的灾祸，由于意料不到的阴阳之气的干扰而出现。造成水灾的阴阳之气干扰唐尧，造成旱灾的阴阳之气干扰成汤。周宣王作为一位贤君，却遭遇长时间的旱灾。汉章帝建初元年，北面三州接连大旱，耕牛死亡人民贫乏，开放流民到谷价便宜的地方求生。圣主在朝廷宽厚英明，百官在地方忠于职守，就是太平盛世。政治上没有细小的过失，旱灾还有发生，是阴阳之气干扰造成的。圣主知道这种情况，不改变政治德行，调运谷物救济百姓，运送丰收地区的粮食去救济灾区。这种见解确实高明，救灾的方法是非常得当的。鲁文公在位时隔年一次大旱，臧文仲对鲁文公建议：“修理外城城墙，减少吃食节省费用，致力农业，奖励各人搞好本职工作。”臧文仲知道灾祸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引起的，所以仅仅是加强预防措施，不改变政治。鼓吹变复之道的人，见到灾变总是归罪于政治原因，不考察政治上有没有过失。见到怪异就惊惧疑惑，改变道德行为，把不应当改变的也改变了，结果只能是自取灾祸！

　　为什么说必定要举行雩祭呢？《春秋》上有关于雩祭的记载，作“传”

　　的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都对此没有讥刺的说法，应当雩祭是很清楚的。曾皙对孔子谈自己的志向说：“春末之时，春衣已经做好穿上，相约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鲁国设雩祭之所在沂水旁。“暮”，是晚的意思。“春，讲的是四月。“春服既成”，讲的是四月的衣服已经做好了。“冠者”、“童子”，指的是雩祭伴奏、跳舞的人。“浴乎沂”，讲的是涉过沂水，象征从水中出来的龙。“风乎舞雩”，“风”是讲唱歌。“咏而馈”，是讲唱着歌用酒食雩祭，歌唱咏诵而祭祀。解说《论语》的人，认为浴是在沂水中沐浴。风，是吹干身上。周历的四月，是夏历的二月，天气还在寒冷，怎么能沐浴后让风吹干身体呢？由此说来，是涉水而不是沐浴，雩祭是确实的了。《春秋左氏传》上说：“惊蛰时要雩祭。”又说：“龙星出现要雩祭”，惊蛰与龙星出现，都在二月，春天二月雩祭，秋天八月也雩祭。春雩是为谷苗祈求雨水，秋雩是为谷穗祈求长得饱满。现在祭祀灵星，就是过去秋天举行的雩祭。春雩废除了，秋雩还存在，所以现在对灵星的祭祀，就是每年的雩祭。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这是称赞曾点的说法，想用雩祭来调和阴阳之气，所以赞同他的想法，假如雩祭不符合正道，曾点想那样做，孔子应当反对，就不该赞同了。樊迟随孔子出游，对鲁国的雩祭有所感触而求问于孔子，这是批评鲁国不崇尚德行而光知道一再搞雩祭。

　　雩祭，很古以前就有的。所以《礼记》上说：“雩祭，是祭祀解除水旱灾害。”自古就有雩礼，所以孔子对此不讥刺，而董仲舒发挥了它的大义。如果是这样，雩祭，是祭祀之礼。雩祭符合礼，发大水就击鼓献上牲畜祭祀土地神，这也是符合于古礼的。符合于礼就不会错，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一条理由。按照礼的规定，祭祀土地神，报答它生长万物的功德。土地宽广遥远，难得普遍祭祀到，因此建立一个社作为供奉土地神的场所，一心一意地供奉它。造成水旱灾害的是阴阳之气，它充满天地之间，难得全部祭祀到，所以修建祭坛设立牌位，恭恭敬敬地祈求，仿效祭祀土地神的道理，这是消除灾害，恢复正常状况的办法。把对待活人的办法推行于事奉死人，把对待人的办法推行于事奉鬼神。阴阳精气，也许像活人一样能饮食吧，所以供奉芳香的祭品，奉献可口的祭品，诚心诚意，希望能对自己的供奉给予报答。从推行祭祀社神方面说来，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二条理由。一年中阴阳之气调和，灾害不发生，尚且还要举行雩祭。现在祭祀灵星是依照古代的雩礼。何况一年中阴阳之气发生了变化，水旱灾害经常出现，君主的惊惧，必然是很痛切的。虽然有了对灵星祭祀，仍然要再举行雩祭，唯恐只有前一项祭祀还不够周到，这就是一祭再祭的含义了。期望消除灾害带来的损失，获得庄稼丰收的报答，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三条理由。行礼的时候心是至诚的，乐曲的节奏是欢快的。至诚可以用玉器丝帛来表达心意，欢快可以用钟鼓来检验诚意。雩祭祷告祈求，君主是极诚恳的。至诚的心意隐慝于内，无法表达出来，所以举行雩祭以尽量表达自己恐惧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诚心献到雩祭台前。用玉帛钟鼓来表达祭祀的诚意，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四条理由。大臣得罪了君主，儿子对父亲犯了过错，等到自己改正时，尚且应当对自己的罪过进行道歉。君主对旱灾惶恐不安，如果旱灾是由政治所引起的，就好比大臣得罪君主和儿子对父亲犯了过错一样。不声不响地改变政治，暗中改变道德行为，不显露出来，上天的愤怒不会解除，所以必须举行雩祭，为表达对旱灾的惶恐不安的心意，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五条理由。

　　汉代设立博士这种官，老师学生互相责难，想要穷尽“道”的深奥，弄清是非的道理。不进行横加责难，就得不到正确的看法。不进行一再的追问，就听不到绝妙的回答。摇动簸箕选择谷米，是想得到精米；用磨刀石磨刀，是想使刀刃锋利。以上议论是为了推究《春秋》的原义，寻求关于雩祭的道理，证实孔子的想法，查考董仲舒的心思。孔子已经死了，董仲舒已经死了，世间上的论述者，又应当去问谁呢？唯有像孔子这样的人，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去解释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