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那个崇文读经、吟诗填词的主流时代，理科被视为末学，甚至被讥为旁门左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括（1031—1095）却是个文化、科技通人，一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宋史》评价他说：“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沈括在官场的蹭蹬和学术上的成就， 几乎都可以从他的性格中找到解释。他这人好学，喜欢研究各种新奇东西，干活儿好动脑子，所以，在做主管治河、天文工作的技术官员时，在做依靠地理学知识的外交谈判使节时，也能不辱使命。但他缺少杀伐决断的实际军政才能，所以在做边境军政“一把手”时难免失败。在政治活动中，他的人格缺陷很明显，他与王安石本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写的，在王安石当政时，沈括曾是他变法的支持者。但在王安石第一次下野后，沈括又曾上书反对过王安石的一些法令，导致王安石复出后，骂沈括是“小人”。这样，沈括成了在新旧两派都讨不到好处的人物。他和苏轼的关系也不好，很可能是出自某种“文人相轻”的心态，也许他认为苏轼所擅长的诗词文赋、书法文墨之类的东西算不上什么，总之，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参与到了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中，罗织罪名、攻击苏轼，这又令后世一大批苏轼的拥趸，对沈括的政治人品大加挞伐。

　　但他最大的长处是好学，而且没有任何知识视野上的偏狭，他不像当时主流士大夫那样，轻视在社会底层工作的工匠、水手，所以，记录下了布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和水手们航海用的指南针，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是靠沈括的记录而扬名于世的。对于延安老百姓使用的石油，他不仅记录，而且还亲自动手做实验，用石油制做墨锭。从这方面来，他至少是位实验科学家。与苏轼、朱熹这些大文人不同，他对于数学有着出奇的兴趣，所以在数学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平心而论，论治学的渊博程度以及对人民实际物质生活的贡献来讲，沈括比苏轼、朱熹之辈强多了，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气却没有这两位大，只能说明古代中国是多么缺少科学的传统。

　　绍圣元年（1094年），65岁的沈括竟真的追随亡妻而去。临死前，沈括交代长子沈博毅及次子沈清直将他的遗体归葬在故乡浙江杭州钱塘的龙居里。

　　沈括作为官吏是失败的，为人也是失败的，但作为科学家却是成功的，也正因这种成功，使我们对这位有着瑕疵的古代科学家仍然怀有一种崇敬之情。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沈括“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和“中国科技史上的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