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清廉　　王鏊居官清廉，为人正直，时称“天下穷阁老”。弘治初，王鏊升为侍讲学士，担任讲官。宦官李广引导皇帝游玩西苑，王鏊就讲周文王不敢在出游狩猎方面纵情娱乐的故事，反复规劝皇上，情真意切，皇上被感动了。讲完后，皇上对李广说：“讲官指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寿宁侯张峦以前与王鏊有交往，等到张峦富贵以后，王鏊就再不与他来往了。皇太子出就封国，朝中大臣请求遴选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宫僚，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职兼任谕德。不久转任少詹事，又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王鏊曾经向皇上陈奏边防策略，他认为如今火筛、小王子并不值得畏惧，而本朝奸佞小人乱政，大臣将士功罪不分明，职责不专一，法令不实行，边境空虚，这些才是最可怕的。但愿皇上振奋刚健决断的气魄，经常召见大臣，咨询了解守边将士的勇敢或胆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明确规定主将的职权。优待体恤边境战事中死亡者的家属，招募边境上骁勇的人。分配兵力，多方出击，出奇制胜，敌人必定不敢长驱直人。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正德元年四月，担任左侍郎，与韩文等大臣请求诛杀刘瑾等“八党”。不久刘瑾却掌管司礼，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职，内阁只剩下李东阳一个人。刘瑾想要推荐焦芳，但朝廷大臣们只推荐了王鏊。刘瑾迫于公论，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职，兼任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个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锁，面临杀头之祸。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你侮辱他们，还要杀他们，我还有什么脸面坐在这里？”李东阳也竭力相救，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罚。刘瑾对尚书韩文怀恨在心，一心想杀害他，又想借其他事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奔前跑后，竭力相救，他们才得以幸免。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说他修筑边境城墙浪费资金。王鏊争辩说：“一清为国家修筑边防，怎么能把功臣当成罪人？”刘瑾憎恨刘大夏，把他抓到京城，想要判他“激变”罪名处死他。王鏊又争辩说：“岑猛只是迁移延时没有行动而已，没有叛变怎么叫做激变？”当时中外大权全都归于刘瑾，王鏊起初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他有时还会听取意见。然而焦芳一味随和，没有主见，刘瑾专权蛮横日益厉害，灾祸殃及缙绅。王鏊无法挽救局面，竭力要求离职。正德四年，上了三次奏疏，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在家居住十四年，朝廷大臣交相举荐，他始终没有再入朝。　　王鏊坚持正义不阿谀逢迎，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这实在是明晓去就的分寸，作为一个清正的大臣，怎么能以随和应付、曲意周旋的态度去逢迎取悦呢？

仗义执言　　明武宗是个喜欢逸乐的皇帝，不问政事，信任他当太子时早夕侍奉他的太监刘瑾等八名太监（人称“八虎”），朝政黑暗。刘健、谢迁等本想除去“八虎”，结果反而自遭失败，相继去位。于是，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一个月后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正德三年（1508年），以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王鏊仗义执言，在刘瑾迫害朝廷官员时，他多次挺身而出，采用各种办法，坚持与宦官势力作斗争，据理力言，竭尽全力地营救、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一、正德四年（1509年）时，刘瑾专权乱政，打击迫害带头上疏论劾“八虎”罪恶的户部尚书韩文。不仅将韩文罢官，又创“罚米法”，令韩文输米千石至大同，置韩文于死地。王鏊据理抗争，韩文终于得免。二、尚宝卿崔璿、郎中张玮、副使姚祥等3人无辜遭诬陷，都在途中乘轿被逮，枷于东西长安街，毒刑敲打几死。王鏊不顾个人安危，寻着刘瑾当面斥责道：“士可杀，不可辱。现在他们不仅受侮辱而且遭杀，我还有什么脸颜居此位！”说完愤然离去。李东阳也奋力相救，崔睿等才免遭一死，远遣戍边。三、刘瑾攻击三边总制杨一清，诬陷其筑边墙是劳民伤财，逮捕下狱。王鏊据理抗争，当面对刘瑾说：“杨一清才高望重，为国修边，到底有什么罪？！”李东阳亦力救，于是得以释放。四、兵部尚书刘大夏为人正直，刘瑾对此恨之入骨，要想以兵变之罪处死。王鏊得知后挺身而出，为之鸣冤，刘大夏得以幸免。　　正德初年，刘瑾根基未稳，见王鏊开诚建言，有时还是听从其言。因此，王鏊借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响，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但是，后来由于焦芳一味奉迎，刘瑾气焰日益嚣张，流毒缙绅，王鏊孤军奋战，独木难支，难以挽回局势，于是愤然请求告老回乡。正德四年（1509年），王鏊接连3次上疏辞职。刘瑾对王鏊既恨又怕，于是怂恿皇帝准其去位；五月，王鏊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还乡。此后，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荐举，王鏊终不肯再复出。《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称他是：“筹边计熟，立朝行危，急流勇退，弗事委蛇。”　　王鏊致仕回乡至逝世共14年，人在朝野，但他关心朝政，关注民生，心系百姓，人称“山中宰相”。

君子之泽　　说到“君子之泽”，读书人自然会想到下一句“五世而斩”，是的，荫庇后世甚至福泽绵长，几乎让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愿而又力有不逮。所以孟子可以说是一语成谶。但孟子也说过：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玉环飞燕皆尘土”。放在现在的语境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永无休止的克隆自己。但是苏州近郊的陆巷古村，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尽相同的佐证。　　陆巷古村位于东洞庭山（东山）的后山－－嵩峰山麓。这是一个位于太湖之滨的小小村落：一说是东吴大将陆逊的埋骨之地，一说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乱之所。让陆巷古村名闻遐迩的是在明代，村里出了个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成化年间，王鏊乡试、会试皆为第一，殿试时，被正考官借故“抑之置第三”。解元、会元、探花，一个农家子弟就这样走出江湖之远，走向风云变幻的庙堂之高，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的命运就这样被完全改变。　　王鏊走上仕途之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为一品宰相。之后，古村名人辈出，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声、王世琛、王芑孙、王颂蔚等闻名于世。这不足百户的小小山村屡屡大兴土木，平整土地，挖沟修道，架梁造宅。现今古村内尚保存有惠和堂、粹和堂、遂高堂、会老堂等明清建筑二十多处，如果耐心，还可以查到东山王家榜上有名的历代贡士、历代名人和学者教授56人之多。　　如果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分为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那么这三个阶层的相对频繁的角色转换，绝大部分要靠科举制度来完成。比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或者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袭的，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角色转换或者循环过程。　　行书七律诗轴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科举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事实上，科举制度犹如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王氏后人一次次通过科举完成由地主到士绅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转换。在东山王家，君子之泽被他们一代接一代的续写，有声有色而又辉煌无比。　　值得思考的是，仕与隐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的两难抉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鏊之弟王铨，也是举人，曾被推荐去杭州府做官，但他不愿为官，拒不上任。在京任职的王鏊曾修书赞扬其弟，称自己“输与伊人一着高”。　　当王鏊带着成功者的光环从太湖深处一路走出，他肩负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落，他还必须承担光大王氏门楣的责任。然而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王鏊入朝历经宪、孝、武三朝，可谓位极人臣。但延至明武宗，不仅皇上昏庸，而且朝中还有宦官刘瑾为首的一干人兴云播雨——奸臣当道，大势难挽，国不能救，王鏊于是愤而辞职，据说他在告老还乡时，因顺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养养金鱼，就被刘瑾趁机诬陷，说小小太湖连三洲（苏州、常州、湖州），团团围困八百里，王鏊湖中养鱼是假，屯兵谋反是真，差点让王鏊人头落地。　　王鏊致仕回乡后，修宅买田，蛰居东山，做起了隐士：或潜心学问，撰写方志，或泛舟太湖，赋诗题铭。惠和堂落成后，他在《洞庭新居落成》一诗中这样写到：“归来筑室洞庭原，十二峰峦正绕门。”为了表明他与官场的清浊之分，王鏊还筑有别墅招隐园－－事实上，王鏊在京为官时，就曾筑有小适园，似乎要给自己在官场风云中留一块小憩之地，现在他心愿得偿，可以将自己宅后花园取名为“真适园”了。园内遍植梅花，疏影横斜，幽香阵阵，与他的胞弟、著名隐士王铨幽雅古朴、小巧别致的“遂高堂”互为呼应，成为独立于高墙深宅之外的养心怡性之所。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们就此隐居下去，那么，洞庭东山王家就会很快式微，沦落乡间。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科举制度的游戏规则，也不符合诗礼传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毕竟，科举制度已经营多年，士人长期浸淫于儒家经典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作为立身行事的唯一标准了：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　　王鏊信札因为“科举文化”这种不需要原创性，只需要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丰富的历史文化也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所以后人常常批评科举制度，说它是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罪魁祸首。但人们必须承认，科举制度的确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的一次相对公平的再分配。而且这是一个强大的足以使整个社会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虽然三年大比，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但《范进中举》一类的故事又告诉我们，没有年龄限制的科举考试，给每一个失败者都保留了下一次胜利的希望。　　比如王鏊，被妒忌者抑为探花，始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东山王家压在心头永远的痛。但这种阴霾很快因为其后人考中状元而一扫而空：传说王氏先族为了寻求一块真正的“佳穴”，不惜化巨资购买化龙池畔有数亩之广的号称“吉壤”的土地，让子孙后辈死后，依次排列葬此墓地，以期取得正穴。至明正统末年，墓地上各垅葬次一丘一丘，相联如贯珠，后人称之为“念珠坟”。王鏊死后，又有堪舆家指出：“可惜凤凰旗不正（指坟对面的山），只能出个探花郎。”王家急忙请求弥补，得到堪舆家的指点，在坟前建飨亭以合正方向。若干年后，王鏊八世孙的王世琛终于中了状元，而王家后辈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　　当然人们不能认为这是“风水”之说的应验，但王氏一族为了进入社会上层，也的确是挖空了心思。事实上，真正延续东山王家“君子之泽”的，可能还是那句大白话：书包翻身，知识改变命运。

钟情山水　　王鏊对宜兴的风景名胜饶有兴趣，尤其对善卷灵迹推崇备至，曾为善卷洞赋诗、撰序，著《善卷洞》、《善权寺古今录序》。王鏊同宜兴人亦交往甚密，感情十分融洽。明成化八年进士(传胪)邵贤，自山东提学副宪告老还乡后，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了“东邱娱晚堂”，作为宴饮和欣赏良辰美景诸老聚会的地方。多位老人或登邱、或吊古、或棋奕、或垂钓、或吟咏，各得其所，百无禁忌。正德三年，王鏊来宜，在此会见了宜兴挂冠而老者12人。他们是：前九江推官万盛，黄州府经何钊，平乐知府李廷芝，湖广布政司参议翁信封，翰林学士吴经，工部侍郎沈晖，宜春知县杨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司李云，山东按察司副使邵贤，归州知州胡琏，抚州知府胡孝。王鏊兴致勃勃地撰写了《东丘娱晚记》碑文。该碑现保存在周王庙内。